昨日,财政部向社会公开了201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包括民航发展基金等30项政府性基金项目成为未来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依据。根据2013年财政预算安排,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将达到36756.15亿元,而今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达到3619.13亿元,增长9.2%。
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国家行政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规定,为支持某项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包括各种基金、资金、附加和专项收费。虽然1996年国务院曾下发《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将铁路建设基金、公路建设基金、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等13项数额较大的政府性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但仍有大量的政府性基金以财政专户的形式游离于预算监管之外。
财政部在此次公布目录时指出,凡未列入目录以及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的政府性基金,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应拒绝缴纳。而事实却是,目前全国各种政府性基金有近500项,只有34项是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设立的,其余基金项目均为各地区、各部门设立,“拒绝缴纳”只停留在理论上。
且不说未纳入预算管理、各地区及部门设立的政府性基金是否合法合理,即使是财政部公布的这30项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其合法性亦有待商榷。《立法法》在法律保留条款中特别提到“财政,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予以规定,而全国人大是立法的唯一合法机关。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令“授权立法”变得十分普遍,国务院甚至其下属部门根据人大授权以暂行条例、试行草案等行政法规方式颁布了大量税费相关规定,立法权耗散严重。例如,现已换上民航发展基金“马甲”的机场建设费,是1992年开始征收的,其征收的依据仅为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财政部、国家计委、民航总局会商出台的联合文件《关于整顿民航机场代收各种机场建设基金的意见》。未经人大审议、未经听证过程,合法性确实存疑。
庞大的政府性基金就这么存在着,即使不纠结合法性问题,其合理性亦难以令人信服。政府性基金的初衷无非是“扩大累积、压缩消费”,即在特殊年代里政府财政困难,于是要求民众勒紧裤腰带支持国家建设,最初开征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如今,财政收入破十万亿早已不是新闻,财政已十分宽裕,需要发展的项目与行业亦早已发展成型,民众支援理应停止。然而,在此次公布的30项政府性公共基金中,仅有5项有明确的截止期限,是否意味着其余的则为无限期征收,没有上榜的地方或各部门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征收的期限又如何界定?即使是有截止期限的项目亦未必会截止,因为一纸延期通知即可令其苟延残喘。仍以机场建设费为例,这一项被称为“收费时间最长、收费范围最广”的不合理收费,曾于2005年与2010年两次到期又两次都被财政部一纸通知延了期,直至去年4月该费被废止,以民航发展基金之名获得重生,期限是2015年。如果这样的延期戏码不断上演,有期限与没期限则无任何区别,这些本不合理的政府性基金将会无休止地征收下去。
再退一步,征收是否合法合理均不计较,基金用途起码应当让民众知晓。而实际上,政府性基金却长期处于神秘状态,透明度基本为零,机场建设费20多年来千亿收入用途不明亦是引起民怨的重要原因。直至去年,中央部门才首次公开了政府基金支出预算表,但预算表中只能看到庞大的支出,支出的具体项目、各占多大比例全未罗列,专款如何专用自是无从知晓。
政府性基金这一时代特殊产物,无论合法性、合理性与透明度均令人生疑。近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提及,2014年6月底前,要清理不合法不合理的政府性基金项目,在实际操作上,应将政府性基金的立法权收归人大,并对现有的政府性基金必要性重新审视,唯有经过人大立法、听证程序的政府性基金可得以保留并纳入预算管理,其余均应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