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此时，张高平、张辉叔侄两人已经经历了十年冤狱。
和张氏叔侄一同出名的还有当年经办这一案件、人称“女神探”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2006年中央电视台《第一线》栏目之“浙江神探”系列报道就把聂海芬称为无懈可击。节目恰好讲述了聂海芬参与侦破“5·18奸杀案”时，如何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而这个所谓的突审，后来被张辉、张高平一致认为是刑讯逼供。
随着媒体的介入，更多耸人听闻的细节被揭露出来：在刑警大队，长时间罚站、不准吃饭、强按到地上、往鼻子里灌矿泉水、用烟头烫；更荒谬的是在看守所，在办案人员的指使下，牢头采取殴打、打下身、罚磕头等方式，逼迫受害者认罪。对于这些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事实，任何评论都没有当事人张高平的语言来得直白有力：“杭州市公安局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张氏叔侄的遭遇，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中的偶然，和西方国家刑侦、公诉、审判各自独立、相互制约不同，在中国，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很多时候是在统一领导下协调办案，重大案件还会成立专案组，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办案的统一性，减弱了相互制约。专案组本应只负责侦查，但很多时候，在地方党政机关施加的破案压力下，这些专案组实际上被赋予很大权力，检察院、法院的制约力就会被压制，很难与专案组抗衡。于是，当破案压力扭曲了侦查环节，逼供、冤案的错误一旦发生，往往就畅通无阻。
3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条针对张氏叔侄错案的简讯，称“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有责任的，我们深感痛心，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浙江省公安厅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令人疑虑的是，就现存的冤假错案的纠正机制来看，即使现在做到了有错必纠，但要继续做到“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这12个字，还存在诸多制度上的缺陷。
张高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专门提到了聂海芬，他悲愤地表示：“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遗憾的是，目前，并不存在这一制度路径。对于冤假错案及刑讯逼供的追责，基本还是在相关部门内部进行，比如由涉案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来查，然后根据问题大小、性质决定是否移交司法机关。受害者张氏叔侄既然不能发起追责的法律行为，也就不可能参与追责过程，只能成为一个无关的、无助的旁观者。显然，这个自查过程也必然充满各种不公不义：系统内部的自查，必然是上级查下级，本级查本级。同一系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朋友“手电筒照自己”，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不难想见。
另一个阻力来自于办案过程中的责权不清。理论上，各个司法机关应独立行使职权，各自承担责任，这样一旦出问题追责时，是哪个环节出错就容易搞清楚。但在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的大背景下，要案、大案、命案，经常是集体决定，多部门、多人共同决定，出了事责任必然不清，最终往往不了了之，只是用纳税人的钱作为国家赔偿来安抚当事人。正是因为追责制度的不健全，使办案人员制造冤假错案的成本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在压力或名利诱惑之下，无视受害者的悲苦惨剧，肆无忌惮、屈打成招。
在现代法治社会，个人复仇显然为法不容，但当个人循着正当途径追究办案人、办案机关的责任却求告无门时，正义就必然迟到，不仅仅迟到在当下，也会迟到在将来，不仅迟到在张氏叔侄身上，也会迟到在更多人身上。对此，张高平的一段话最为精妙：“虽然你们在座的各位现在是大法官，大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后代不一定也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遇上倒霉事，被屈打成招，你们是什么感受。我说我希望你们出台相关的合理政策，完善司法制度，不再出现我这样的事。”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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