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全球的废旧手机、电子线路板甚至汽车被运到优美科工厂，经过神奇的“炼金术”，电子垃圾变成了不同种类的贵重金属。 （何籽/制图 原图受访者提供）
一家废旧电子垃圾的回收企业，一年提炼的黄金相当于中国黄金年产量的1/3？欧洲的“炼金术”能否复制到中国？中国何时能出“性感”的环保企业？
优美科“炼金术”
很多造访优美科公司的客人没有想到，人生第一次“抱金砖”的经历竟会是在一块被六名保镖看守的大型化工厂空地上。
眼前这块两个手掌长度的金砖重12.5公斤，想要用双手把它从桌面上提起来得费一番工夫。这块价值约400万元人民币的黄金纯度高达99.99%——它并非产自南非的金矿，而是提炼于5万个废旧手机。
在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霍博肯（Hoboken）的优美科（Umicore）贵金属精炼工厂，古老的“炼金术”正在这里上演。每年，这个看起来如废旧电子垃圾仓库般的工厂将运输出去超过100吨黄金，它们中的相当部分直接被送往银行交易。
有一组数据能说明“炼金术”的神奇。中国黄金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黄金产量为360.957吨，居世界第一，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259吨，美国233吨，南非214吨。
来自全球各大洲的废旧手机、电子线路板甚至汽车源源不断运到优美科的工厂，经过粉碎、精炼、分解成不同种类的贵重金属，除了传统的金、银、铜之外，优美科还年产铂金25吨，钯25吨，铑5吨，这些比黄金更贵重的金属纯度均在99.95％以上。
2011年，优美科这家欧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和全世界最大的贵金属精炼厂的财报显示，其收入超过100亿美元。
这是中国电子垃圾回收从业者们的梦想。2007年，北京华新绿源环保科技公司总经理王建明在比利时参观了优美科工厂，其规模之大、金属提炼纯度之高让王建明无比震撼。
在北京东南六环，王建明也经营着一家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企业，作为北京市指定的唯一一家合法的废弃物品处理企业，华新绿源对电视电脑等电子垃圾的年设计处理量为240万台，与欧洲同行财大气粗不同是，王建明的公司生存得并不容易。
“优美科的成功能在中国复制吗？”5年前，王建明在比利时问过自己，如今站在位于北京东南六环的自家工厂里，王建明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便优美科的技术和工厂都照搬到中国，价值链和产业链却无法复制。”
难以复制的成功
“如此大量的电子垃圾如此集中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很难出现在中国。”华新绿源市场经理苑杰说，中国废旧电子垃圾的渠道来源多、小、散，一家回收处理企业很难确保如此大规模且源源不断的“货源”供应。
这源于中国电子垃圾回收准入现状。与欧洲对企业严格的准入门槛不同，目前国内无论是个人（拾荒者）、企业（正规回收企业）还是部分电子产品的生产者都被允许从事回收生意，“多方参与”的激烈竞争导致最后的胜出者往往是实力“最弱”的拾荒者。
“一台电视机回收企业可以承受的成本是40元，收破烂的却给你100元，相信多数人会卖给后者。”苑杰说，大量的电子垃圾因此并没有流向华新绿源这样的正规处理企业，而是广东贵屿这样的手工拆解集散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贵屿人就开始用1200年前的工艺处理21世纪的垃圾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往往先徒手拆分出铁、铜、塑料和电路板，再用硫酸洗出金子，用炭炉熔化铜，这样的电子垃圾处理工艺让贵屿饱受污染之苦。
贵屿手工作坊的严重污染也出现在优美科给客人展示的幻灯片里，这成为了两个极端——世界上最环保和先进的大型工厂，最原始和污染的手工作坊。
对王建明这样的创业者来说，创立华新绿源就是要抛弃最原始的污染之路，而要走最先进的大规模集中提炼之路，中国企业目前既缺乏土壤又缺乏技术，这两条路华新绿源都没法走。
王建明说，干电子垃圾回收处理这行，跟国外的交流并不多，因为国外的情况跟中国没有可比性。在欧洲和日本，处理报废的电视机需要付钱，而在中国，这一直是件还能赚点小钱的事情。
2012年8月，欧盟重新出台了电子垃圾整治新方案，将回收任务平摊到人头，希望其成员国在2016年前完成45％的回收指标。同时，欧盟还打击电子垃圾倾销行为。而在中国，即便2012年7月1日开始实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但该管理办法一直受阻，企业称之为有心无力。
得益于完善的垃圾回收处理体系，电子垃圾回收在欧洲形成了产生、运输、回收、处理到深加工成金属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处于各个产业环节的企业分工明确，得以循环闭合的产业链是优美科的得意之处，也是中国同行的伤心之处。
“环保产业长时间游离在中国主流工业体系之外，当这几年被上升到了新兴战略产业的高度的时候，政策规划是接二连三的出台，产业层面却使不上劲，这是为什么？”江苏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环保产业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高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原因并不在于技术的差距，而是政府缺乏对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等环保问题的“顶层设计”，包括法律制度、社会分工和行为习惯等。
欧洲技术渴望中国市场？
当然，对于深陷欧债危机的欧洲环保企业而言，中国庞大的市场还是让他们垂涎。
“这边的环保企业对如何跟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很感兴趣，中国使馆成为他们经常走动的地方。”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秘书王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的巨大环保市场和欧洲的成熟环保技术如何能结合到一起，是中欧双方最关心的问题。
据法兰德斯清洁技术协会（FCA）介绍，其旗下有五百多家活跃在清洁技术领域的企业，其中大部分希望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而在环保产业更为发达的德国和瑞典，注册的环保企业达1.1万多家和4000多家，中国市场成为其希望所在。
对中国市场的渴望在比利时多家环保企业的细节中可见一斑。在比利时港口城市奥斯坦德港务局，负责人Paul F·Gerard的名片上印着中文的“局长”二字；在垃圾填埋公司Hooge Maey，不仅有专门针对中国企业的中文幻灯片，Hooge Maey公司自身也跟巢湖等多个中国城市合作建设垃圾填埋场，对中国环保行业时下流行的各种“规则”了如指掌。
欧洲环保产业欢迎中国客人，但要真正合作并不容易。
“大家做事的方式不一样，中国把‘环保产业’这个词看得太重，总希望它做大做强，这并不符合环保行业小而美的规律。”在中国从事了近30年环保产业的中持环保董事长许国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发现在欧洲人们只谈“环保”，极少有人像中国这样提“环保产业”，因为环保已经与传统产业密切融合。
而在中国，许国栋认为环保产业面临两个跟欧洲完全不同的特点——作秀式的环保和碎片化的权力寻租系统，前者让中国客户对欧洲企业精益求精的环保细节以及产生的高成本难以适应；后者让欧洲环保企业在中国本土市场难以真正打开局面。
奥斯坦德港务局局长Paul F·Gerard管理的港口是无数中国风机制造企业的理想之地，他每年要接待数十拨中国客人，包括华锐风电在内的多家风电公司希望将自己的产品通过这里竖立到北海上去，但至今仍无人成功。“中国企业首先要保证他们的产品能在海上正常工作。”Paul F·Gerard意味深长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2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比利时考察了优美科公司的电子垃圾处理厂，据王建明透露，中方曾就吸引优美科到中国设厂提出多项优惠条件。
不过，说着一口流利汉语的比利时优美科公司公共关系总监Marjolein Scheers显得颇为犹豫，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仍在调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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