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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讯 8月26日,在搜狐财经主办的未来大讲堂上,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和听众分享了他的梦想与信仰。任志强一直以敢言犀利的“大炮”形象出现在大众
以下是文字实录:
86年的时候我们华威大厦创造中国第一,挪威首相和中国总理参加了仪式,我们采取交钥匙的仪式,所有一系列都要碰撞中国的法律红线,当我们和华润合作,第一家在香港上市,也突破了中国法律红线,对合资企业要求必须有合资年限,比如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而我们当然是一个股份公司,没有合同年限,我们说服要修改公司法,当三资法出现有一个投资总额限制,规定这个合资公司必须入多少资,完成多少,当时作为股份公司没有合资年限,也没有投资总额,换句话说股东可以任意决定这个公司解散,什么时间都可以。股东也可以决策增资,不断的扩大资本。
但经贸部就要求我们到建设部去拿建设部批准文件,目的是它不想承担责任。当我们在香港上市的时候,证监会就要把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叫过去,认为他们违反了规定。没有申报境外上市的问题,但是我们上市只是把外方的股权部分进行了境外上市,而中方股权部分没有在境外上市。按道理证监会管不着的,于是那次打了很长时间官司,到最后一天我们挂牌敲钟前一天晚上,吴仪部长跑到朱熔基总理办公室里头,一直蹲到半夜一点钟,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最后朱镕基才说你们可以敲钟了,于是我们十点钟才在香港联交所敲的钟。
我们敲钟并不等于这个法律就突破了,当我们在境外发债,用境外公司在境外发债,在当时又是一条不合法律的事情,中国企业在境外发债归外债管理,而我们这个企业突破了很多法律的界限。我们不是什么大企业,也就是一百多亿资产,但是我们自认为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突破和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推动了中国制度的改革。
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我们在社会上有影响力,是因为我们的行动促使更多的人从中可以收益。比如说万科。
今天万科发展到中国或者世界第一大地产公司,万科最初的时候是中国的0002号上市公司,可是却没有高速发展起来。是我们那个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03年股份制改造,94年合资,97年境外发债,98年增资扩股,大概五年时间,我们从境外拿回来将近五亿多美元,所以我从1500万注册资本一下变成一个88亿公司,那时候是万科的四倍,所以王石当时很眼红。
于是王石准备卖掉大股东,让我们去购买,第一次我去购买万科,坐飞机到了深圳,已经交完定金,但他们党委书记换人,没收购成,第二次和我们合资公司收购,第二次收购也是我去的,我那时候是境外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但是收购完了以后,就获得了和我同样的境内境外的融资道路。我跟他打得一塌糊涂,只好和华润分手,重新二次起家,01年重新开始,于是万科比我大不只四倍,比我大的33倍。
在历史轮回中,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成功最主要你要给后人留下什么,叫成功,而不在于你当时企业业绩有多好,企业做得有多大。如果不能对政策的修改或者改革起到推动作用的话,我们不能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但是因为我们打破了法律界限,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34家境外上市的地产公司,而我们是第一家。已经越来越企业按照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获得了成功,北大MBA案例里面曾经光华有过类似的案例,我们当时的华润副总王铁林(音)今天也是北大客座教授,他出了几本书都是关于企业管理和创业的,两本书叫《找我》,或者叫《我》。虽然北大MBA案例已经更新了,但是我们的案例曾经在北大案例库里头大概有15个还是16个案例。原因是在当时那个社会和当时那个法律条件下,是推动改革让企业能走出一条新路的好办法。今天我们的改革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很多已经不用去为那个时候的问题操心了,所以后面的人可能会把它忘了。但是在改革的初期,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牺牲者,没有我们这些人努力去撞墙,也许这个墙今天还是一堵墙。
而今天很多企业可能没有机会能那么轻松的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形成各种各样的融资条件,或者上市条件。所以在整个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为整个改革的发展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比如中国第一个和国际银团打官司是我,我们公司官司打赢了。如果一个带头企业把官司打赢了,后头所有国家类似企业情况都会受益。整个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因为我这个企业如何如何,我就当了如何如何的官,我从当总经理接手这个企业所有资产加起来不到七千万,和华润分手我们已经是150个亿,分手完了他拿走80多个亿,现在,我们又重新变成150多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