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非法截访案仍须刨根问底

早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

2月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对一起非法拘禁来京上访人员案作出一审判决，王高伟等10人因非法拘禁罪获刑2年至6个月不等，其中3名未成年被告适用缓刑。

这起案件两个多月前已因一次乌龙报道而备受关注。当时有媒体称，北京朝阳法院判决河南长葛市10名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成立，10名截访人员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刑。这一消息还被贴上了“截访人员首次被判刑”的标签。但朝阳法院随即公开辟谣，确认该案件当时尚未宣判。

事实上，去年6月，北京昌平区法院就已判决了一起团伙设“黑狱”截访的案件，涉案9人被以非法经营罪和非法拘禁罪追究刑责。北京检方透露，从2010年至2012年，仅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就办理了至少六起因非法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而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至少涉及犯罪嫌疑人13人。

截访并非法外之地，截访中涉及非法拘禁、非法经营甚至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自当严厉查处。民众对“截访人员首次被判刑”格外期待的普遍心理在于，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截访已是“公开的秘密”，非法拘禁也是截访中的常态。但我们对因截访而获刑的司法个案却极少耳闻。即便有，这些个案在数量上与实际发生的截访事件也完全不成比例。

以王高伟等非法拘禁案为例，从媒体披露的案件信息来看，这仍是一起“截访黑保安非法拘禁案”，没有任何显然在幕后指使截访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此案中受到刑事追究。无怪乎，主嫌王高伟的家属表示将到北京上访讨说法。这就是截访的吊诡之处：截访本身并不能减少上访，反会触发更多的上访和不稳定。也许只有当那些处于截访链条最末梢的“黑保安”也面临上访维权困境时，他们以及全社会才会更痛切地感受到截访之恶。

由媒体深度挖掘后我们得知，那些获刑的“黑保安”也多是来自农村，身处社会最底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靠暴力截访谋生，最初居然是出于“为政府办事”的朴素想法，而其家人也一度因他们“为政府办事”而骄傲，案发前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如今，身陷囹圄的他们，事实上很难得到想要的公道。

当然，王高伟等人理当对其非法拘禁等违法行为负刑事责任。但在这起“非法拘禁案”之上的“截访案”，却仍需要刨根问底。据央视网的报道，王高伟在庭上最终供出了自己的上线，即让他截访的人是河南省禹州市信访局干部白中兴。在该事件中被非法拘禁的上访者贾秋霞也证实，2012年4月27日晚，在她被强行塞上中巴车之前，看到白中兴在门口闪了一下。但禹州市信访局拒绝承认，且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全市信访系统无人承认认识王高伟”。“至于白本人，职称为主任科员，因患严重眼病而无法上班”。这样的辩白在旁观者看来，几近苍白。常识是，若无地方信访部门的委托，王高伟等人为何要截访？谁来支付他们费用？他们又从哪获知当地赴京上访人员的准确信息？难不成，王高伟领导的“黑保安”乃是一支截访志愿者队伍？

不过，民众最大的质疑在于：此案的主谋，以及隐身于更多截访之后的一些地方信访官员是否还逍遥法外？司法机关理应遵循“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杜绝选择性执法。关键是，司法力量应揪出并严惩操纵大规模截访的真正幕后指使者，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大规模截访行为的发生。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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