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艾滋病不是犯罪与耻辱的隐喻

今天，12月1日，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我们不得不以复杂的心态写下这个日期。一方面，作为世界重点防治的传染病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以来，在世界各国的医疗合作下，艾滋病已经不再是一种蔓延的疫情，免费检测、抗病毒治疗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自觉举动。如我国，就正在研究将艾滋病纳入医保。另一方面，我国艾滋病的感染人数仍在持续上升，截至10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9万余例。而统计分析显示：我国尚有数十万感染者未被发现，他们是艾滋病的潜伏患者。

那些未被发现的感染者，是必须提请社会高度关注的群体，因为其可能隐藏的艾滋病正经历可怕的“体外循环”，是一个个被忽视的传染源。而更需提请关注的，还是他们选择“一个人承担病毒”的缘由。这里面固然有着部分被感染者的不知情，待病毒发作，他们才真相大白。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对艾滋病患者习惯性的冷漠与恐惧，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且相互感染的公共态度，让艾滋病人自动选择了与社会隔离开来。

冷漠代表着歧视，也隐喻着一种道德的指向：在公众的认知中，艾滋病往往与生活不检相关联，它们就是肮脏、混乱、糜烂生活的代名词，被贴上了深度贬义的道德标签。如此之下，本身就对艾滋病防治缺乏科学知识的公众尤生恐惧，剩下的人，也似乎为自己避而远之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与借口———社会孤立，学校、就业单位对艾滋病患者悄然关上了大门，在一些社会化的语境中，艾滋病患者正在成为被刻意遗忘的一群人。

给艾滋病附加上太多的道德含义，只能让它的防治陷入相对的困境之中。一些患者不敢去医治，衍生绝望感，迟滞了艾滋病的防治，让艾滋病毒的传播处于失控的状态；一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因此产生报复心理，与暴力、色情等等不法行为继续纠葛不清，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大的危害在于：数据的缺失和疫病形势的失真，很有可能误导公共决策，让它难以完全客观和真实。对于整体性的艾滋病防治而言，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遗憾与风险。

不得不承认，即便到今天，艾滋病还是世界上无法治愈的疾病之一，不过，它并非某种道德败坏的副生品。长达30年的世界艾滋病防治经验告诉我们，艾滋病更多是与贫困伴生，极端贫困的地区往往艾滋病高发。从这个角度而言，较之艾滋病，整个社会与公众心态真正需要的，不是歧视与抛弃，而更在于思考与改变这些：如何在社会的发展中，去消弭艾滋病的发病土壤？如何构建起公共的、现代的医疗体系，去切实预防、减少艾滋病的染患几率？如何营造出科学的、健康的社会氛围，去为艾滋病患者心理解压，助力他们走出心理阴霾？

显然，将艾滋病从犯罪感和耻辱感的隐喻中剥离出来，意义非同寻常。历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主题，同样表示出类似诉求：剥离艾滋病的道德隐喻仍是其防治之重，这一点应被全社会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