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死缓案复查不能局限于个案

在各种现实压力下，一系列旨在保障公民不被错判的程序机制，往往让位于一时的治理需求，这正是以往我国司法实践中错案发生的根源。

浙江萧山籍男子陈建阳等4人于1997年被判死缓，2012年公安机关在侦办其他案件中发现原案可能存在问题，浙江省高院近日决定重新立案复查，并表示将“有错必纠”。

一起16年前的死缓案被复查，难免会勾起民众关于错案的联想。从程序理性上看，这起命案究竟是不是错案，还有待司法机关彻查。不过对于“可能存在问题”所指为何，司法部门并未透露，这便增加了民众想象的空间。有学者在实名微博上爆料，称“现场血指纹对上另一人”，且“此人已抓获并交代”。如若属实，也就意味着当年判案在关键证据上存在疑点。证据存疑，定案势必不牢靠。

由于缺乏更详细的案情信息，我们尚不知当年的审判在证据认定上是否存有嫌隙。但从当初该案的微妙改判中，还是能发觉一些端倪。据称杭州中院原本判决部分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后浙江高院改判死缓。省高院缘何要改判死缓？是因为原判量刑过重，还是死刑证据存疑？对此我们不好判断，不过根据以往佘祥林、赵作海等错案的教训，在面对死刑判决证据存疑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总是倾向于把立即执行改判为缓期执行。

证据是审判的基石，现代刑事司法对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主要是通过证据不足时采取无

罪推定原则实现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发生一起“绿河疑案”，49位女性相继受害，警方虽然有明确的怀疑目标，但受当时侦破手段的限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基于证据不足而放弃追捕。直到2000年，联邦调查局才利用DNA技术，将当初怀疑的凶手绳之以法。国情不同，这样的个案或许并不适合拿来简单对比，但其凸显出的执法程序理性，尤其是对定罪证据的强调，无疑值得借鉴。

长期以来，受制于“命案必破”思维，我国刑事执法中并未确立起疑罪从无的行为习惯，从侦查、起诉、判决乃至社会民众的观念，仍难以接受“宁可错放也不错杀”。在各种现实压力下，一系列旨在保障公民不被错判的程序机制，往往让位于一时的治理需求，这正是以往我国司法实践中错案发生的根源，也是制约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

值得认可的是，浙江司法机关能够主动启动纠错程序，并向社会公开，无论错案最后是否属实，都体现出司法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尊重。不过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这种复查不能仅局限于个案实体，更应从程序上为所有执法者提供镜鉴：刑事司法人命关天，只有严密按照证据规则展开逻辑推理，并在证据不足或存在矛盾时严格恪守疑罪从无原则，司法正义才不会失守。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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