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嘉：从“房姐户口”看户籍管理的刚性和弹性

无论是户籍部门避重就轻的回应，还是当事人的自我辩解，都没有阻止舆论逼近真相：1月22日消息，陕西神木“房姐”的户口增至四个，除之前爆出的两个外，还有两个户名为龚爱爱的户口分别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派出所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

在之前“两个户口本”的新闻背景之下，神木警方曾回应称，2007年3月，龚爱爱户口由山西省临县迁入陕西省神木县。按照临县公安局克虎派出所提供的情况说明称，龚仙霞与龚爱爱应为同一人，系克虎派出所民警在户口录入时工作疏忽造成的。

这个烫手的山芋被神木转手一扔，却牵扯出更多的户籍乱象。现在,“房姐”的户口已由两个增至四个，不但“工作疏忽”的理由成为了笑柄，更多地方、更大范围的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

不得不长叹一声，“房氏家族”威武！“房姐”和正在调查中的“房妹”事件主角翟振锋一样，都是出自手握资源的部门(一为钱，一为房)，都是多个身份、多处房产，一样在公职之外还有自己的生意，一样面对权力变现、权力自肥的嫌疑。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能轻松操弄现有制度和规则，通过户籍造假四两拨千斤转移消化公共资源。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是该惊叹“房氏家族”腾挪的手段了得，还是该惊叹户籍制度鹑衣百结的管理现状？

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支撑，作为医疗、养老、住房福利的分配依据，甚至作为治安管理、抓捕通缉的重要手段，户籍制度多少年来在改革的声浪中岿然不动，并显示出了巨大的制度刚性。因为它的存在，多少年轻人必须返回户籍所在地高考，多少老年人必须在户籍所在地看病才能享受医保，多少小夫妻为了一张准生证跑断了腿……即便老百姓为维护其权威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却也不能阻挡它对权力“服软”和“网开一面”。

“房氏家族”的发迹史和百姓生态互相参照，我们看到了号称最严格的中国户籍管理的两面性：在兰考大火中七个罹难的孩子面前，它是刚性的——他们因为不能落户而失去合法身份；在“房姐”、“房妹”面前，它是弹性的——她们或他们可以随时变造身份转移或隐藏财富。给普通人增添麻烦，给特权提供便利，这样的社会规则不但在自证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使“规则”和“制度”本身失去社会公信，让更多的社会成员选择相信和服从“潜规则”。

虽然其存在的合法性屡遭质疑，但户籍对现有制度体系仍有底线意义。它被特权操弄，可以引出更多让人忧心却十分合理的推论。

一则，户籍尚且如此，依附于其上的医疗、教育、养老权益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为普通人设障，为特权让行。而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后者与前者也会互为因果；二则，处于中国官场末端的处级干部甚至科级干部都能如此轻松的户籍造假，波澜不兴穿梭于各个身份之间，更大的权力要搞定制度该会有多么轻松。那些被舆论围追堵截却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谁，他们如何在体制上攀附结痂？“房姐”、“房妹”事件让我们得窥一斑。

如同过往的“房叔”、“房婶”、“房妹”一样，“房姐”的调查虽然缓慢，却也在推进。对于单个事件而言，公共舆论的高压之下，真相不远。但对于制度管理的普遍性弊端而言，社会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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