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一般都认为主流经济学是亚当·斯密创建的。他的不朽著作《国富论》讨论两大经济学的问题：财富的性质和起因，这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反而很少提到。其实这应该是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斯密当时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经过二百多年的研究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例如斯密对价值的看法认为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在他以后的一百年中，包括马克思也都继承了他的看法。但是近一百年来对商品的价值的认识已经由劳动价值改变到交换价值。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就包括了商品的价格决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几乎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它要用很复杂的数学才能证明。这说明了数理方法对经济学有巨大的贡献。经济学离不开数学。
1969年诺贝尔奖增设了经济学奖。得奖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精通数学的，有的本来就是数学家，例如创建计量经济学的弗里希，物理学家丁伯根，兼有理学和文学博士学位的蕯缪尔森，任数学研究所室主任的康特罗维奇，任数学教授的德布雷。由于诺贝尔奖的领引作用，经济学进一步朝数理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想读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有足够好的数学基础。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越来越接近自然科学。经济学的这种发展方向明显地偏离斯密时代把经济学看成人文科学的本意。斯密不但写了《国富论》，更写了《道德情操论》。他本来就是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教授，和数学没关系。
斯密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承认自利的正当性，在一个市场制度中自利对社会是有利的。自古以来都认为自利有害于别人，认为生意人赚钱是不道德的。斯密的这一发现原本是伦理学的范畴。但是经济学的数理化将这个道理简化成经济人假定，并由此推导出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和斯密的本意并不相符。也使现代社会步入歧途。中国改革中充分发挥了经济人的指导作用，取得经济增长的空前成功，但是也把全社会引入钱眼。一切朝钱看,陷入了唯GDP论。环境保护，分配公平，社会公益，统统让位于赚钱。所以经济学要回归到人文性。
其实我自己也是从数学进入经济学的。1979年我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出版了油印小册子《择优分配原理及其应用》。此文在2007年4月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季刊）》再次正式发表。
如果沿着当时我开辟的研究方向做下去，现在的我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任务吸引了我，我决定放弃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转到经济改革的研究中来。1979年我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讨论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是从数理经济学转向了人文经济学。不过当时我自己也没有这样清晰的认识。近年来我写的许多随笔，作的许多演讲，都在谈论经济学和人生，和社会，和国家，和世界，越来越朝人文的方向发展。我提出来资源配置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又提出“钱尽其用”是金融业创造财富的贡献，要为高利贷平反，鼓励大家都去放高利贷，就能消灭高利贷，利息率就能市场化，等等，这都是人文经济学的议题，不再是数理经济学的议题。
数理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完全用客观的立场和方法，用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市场。自然科学中没有“好”和“坏”的价值判断，只有“对”和“错”的逻辑判断。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说过“经济学不讲道德”。他是指的数理经济学。而人文经济学则以人的立场来研究市场，要回答的问题是，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自利是不是一定害人，社会和国家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能实现全社会的福利，人如何认识自己的人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种研究已经跨越纯经济学，进入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这种研究不那么客观，它和时代背景有关。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任务，因而人文经济学在各个国家中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而数理经济学则没有这种区别，它放诸四海而皆准。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答案不同。因为从人文经济学来看，答案必定受环境的影响。斯密写的厚厚的《国富论》，其中大部分内容已经和今天无关。他是从当时的环境有感而发。
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属于经济学，讨论的问题是经济学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提高社会财富生产的效率。但是它不同于经济学其他的分支，它从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能经历的经验出发，揭示经济学的奥秘。人文经济学的源头来自生活。通过用经济学的分析反过来更深入地懂得人与人的关系，懂得人生。主流经济学只讲经济学，不讲人生。好像经济学和人生无关。其实大谬不然。因为人是生活在市场中的，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市场，不懂得市场怎么能懂得人生。读经济学的兴趣也在此。因为它回答了许多人生的问题。
同一个经济学理论，在数理经济学里所用的叙述方法和人文经济学里用的方法完全不同。比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论， 在数理经济学中证明它要用不动点理论。但是在人文经济学中我们从日常生活出发来讨论它。这个理论解释了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我们用钱能够买到一切商品，从买粮食到买牙膏，都是一般均衡在起作用。一件价值两块钱的商品，可以交换两件价格为一块钱的商品。于是在一般均衡下钱可以衡量各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或比较它们的稀缺性。在此情况下各种商品可以用价值相加。于是得出测量GDP的可能性。从日常生活中钱能买到一切商品证明了均衡价格是正确的价格。别的价格无法衡量商品的相对稀缺性，或它的交换能力。这就解决了纠缠不清的价格理论。
在数理经济学中证明需求线的存在要用到复杂的数学推导。先要用无差异曲线，用边际效用递减，用收入限制，然后是家庭效用的极大化，用非线性最优化理论决定商品的购买量。这就是商品的需求曲线。在人文经济学中，用拍卖报价就能看出需求线的存在。虽然不够严密，但是容易为普通人所理解，也完全符合逻辑。在数理经济学中供需均衡决定最优价格，在人文经济学中通过拍卖和招标决定价格。而且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价格是最优的。在这种价格下每一笔交易都创造财富，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也说明了交换是不等价的，是双方都赚钱的。这最终说明了社会的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回答了经济学中最主要的问题。
像数学一样，数理经济学是不讲立场的。但是人文经济学往往牵扯到立场问题。人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还是生产者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或外国人的立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类的立场。许多争议就是立场不同引起的。在数理经济学中这个问题好似不存在。它只说家庭要追求效用极大化，企业要追求利润极大化。它并不管是哪个国家里的家庭或企业。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的许多问题都和国家、君王有关。这是人文经济学的特点。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都不讲讨论是针对哪个国家的。那是数理经济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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