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一直享有“女神探”的美誉，2006年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是公安战线的先进典型。但近来随着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冤案被平反，昔日“女神探”顷刻倒掉。
这不是一个人职业声誉的倒掉，而是一名先进典型的全面倒掉。根据一段表彰词，聂海芬“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但一起刑讯逼供制造的冤案，已使“女神探”的形象千疮百孔。很多人在问：在她办的重特大案件中，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冤假错案？
老实说，像警察、法官这样的职业适不适合评先进，树典型，目前还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名警察或者法官办的案子是否百分之百准确，是很难定论的。我们以为是铁案，有朝一日真相意外暴露，百分之百的结论就被推翻了。这一点即从哲学上亦不难推出，因为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这使得树典型成为一项高风险、风险不可控的工作。
聂海芬的尴尬来自两方面：她的百分之百正确被证伪，对她的典型建构反过来成了对其能力与人格的嘲弄。我们至今可以查到央视2006年4月播出的报道《无懈可击——聂海芬》，而被用来证明聂海芬“神性”的，正是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冤案。聂海芬是“女神探”，我们要宣传她，也正是这种宣传，现在反过来打倒了她。
树典型，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们设想典型的作用是“典型引路”。我们的确树起了一批先进典型，弘扬了正气。但必须承认，也有不少典型后来倒掉了，也或许从一开始就名不副实。比如某些腐败分子奖章奖状成堆，是“老先进”；所谓“百官共廉”之城，突然揪出亿元级贪官。
类似失败或有“考察不周”的原因，更根本的是典型有着某种内在的缺陷，那就是它往往过于完美。典型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他或她异于常人，我们第一的考虑是让典型感动公众，让麻木不仁者道德的血液沸腾，这种思路之下，有的典型报道便一味拔高，在真实性和理性方面却有失考察。
在神化聂海芬背后，其实是一种非理性，它盲信了人的神性，却低估了人性的弱点。在此基础上设计的制度，过高地倚仗人性善，而对人性恶基本不设防。但在杭州市公安局，正是一位先进典型“主办”了冤案，让公众触目惊心。聂海芬“神探”形象的倒掉，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典型思维，社会诚然需要正面形象作为榜样，但这一切的基础是真实和理性，失去了这两点，典型带来的就会是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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