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告别“中国式求人”，该做些什么

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讲的一个故事，引起很多代表委员和民众的共鸣。他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周新生委员所说的“中国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小到孩子入学，大到数亿元项目的审批，现实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过“求人”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人情这种制度之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资源分配、纠纷处理以及行政审批等诸多方面。

“中国式求人”在两会上引起广泛共鸣，不是没有理由的。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一种感慨，而应借此严肃思考，我们何时向“中国式求人”告别？又该做些什么，才能与其告别？

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因而，“中国式求人”这个草根话题背后，是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等严肃的改革议题。

“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许多原本应靠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却依然由行政权力支配。这些权力“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者工作人员身上，或者给民众造成麻烦，或者埋下携权谋私的隐患。

民众找政府部门办事，有时不留下“买路钱”就办不顺畅。即便排除以权谋私的不正常情形，冗繁的程序也让人受不了。有企业的代表就说，公司为开展业务，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手续，结果办了13个月。这让视时间为生命的企业，能不去“求人”吗？

好在，正提请人大审议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此已有所“回应”，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真正放权让利，市场主体才能自由地在市场中一较高下，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这也就能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

当然，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寻常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这复杂图景的背后，并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认并纵容了“潜规则”。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

人人遵法，这不仅于官员适用，于公民亦然。面对着可能的刁难，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卫权利，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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