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金刚山应用技术开发公司的职工，十一年前一桩经济纠纷案他们被逼得欲哭无泪，陷入绝境。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法院及相关公权力部门与袁光美合谋侵吞国有资产，坑害企业和职工，故此我们强烈要求撤销违法裁定，依法追究办案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还民公平和正义，还法律公道和尊严。
辽宁省丹东市金刚山应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始建于1990年，地址为边境合作区浪头镇三道沟路196号，占地面积19161平方米，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注册资金900万元人民币。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中方：丹东纸板厂（1996年破产），以全部土地做为投资；外方：朝鲜金刚山国际贸易会社投入资金76万美元。中外双方各持股50%。公司筹建初期，中方股东厂派往该企业50余名全民职工，后又从各大专院校招聘50余名应届毕业生。截止2008年，企业在册职工70余人，其中主要为原股东厂的全民职工。1996年丹东纸板厂做为丹东地区第一批破产的试点国企，因这部分职工已被派到金刚山应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故未得到任何安置补偿。
1996年至1998年，该企业以全部土地和5500平方米建筑物中的2298.04平方米房屋作抵押，向丹东银行（原丹东城市信用社）贷款480万元人民币用于扩大再生产，2000年开始由于市场变化和经营不善等因素叠加，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到2007年底，企业经营出现了一些困难。
由于没有及时偿还贷款，2002年7月银行将我公司起诉到丹东市元宝区法院。
法院与袁光美合谋，将国有资产“合法”判给了个人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桩原本极其正常的民事诉讼和裁定最终被导演成了公权力沦为个人谋利的工具，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企职工苦不堪言的闹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颁布，同年10月1日生效。第146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予的，附着于土地上的建筑物、构建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第182条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筑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筑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
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2007年11月2日对企业抵押给银行全部土地（19161.5平方米）和2298.04平方米建筑物进行了拍卖，而留下了没有土地的3201.96平方米的房屋实际上变得一文不值，对元宝区法院的违法裁定，企业在第一次异议申请中（2008年4月16日）就明确指出，但元宝区法院既不受理也不驳回，一拖再拖。
拍卖暗箱操作，导致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
1、对于拍卖及整个过程，企业并未得到任何通知（知情权被剥夺），法院与袁光美之间早已达成默契，根本不是公开透明。所以第一次拍卖在没有人竞买的情况下，被设计成了流拍，剩下的就是法院和袁光美之间随意定价了。
2006年，企业所处的区域被丹东市政府规划为沿江开发区翡翠湾，按照当时该地区土地和房屋的市值起码也是3000多万，（这里包含企业仅辐照装置就达1500多万元的实际投入，但未包含水、电等附属设施的建设费用）。但在法院的精心设计下，用于抵押的资产（19161.5平方米土地和2298.04平方米建筑物）被袁光美“以361.2万元的最高价竞得”（引自丹东市元宝区法院2007年12月17日裁定书中的表述），既然没有第二个人竞买，“最高价竞得”从何谈起？
2、丹东市元宝区法院2007年12月17日做出裁定，直到2008年4月10日才送达企业（间隔115天），此时企业方知自己的资产被拍卖。那么在这115天的时间里，法院与袁光美都干了些什么呢？查阅卷宗得知，法院拍卖公告中规定了袁光美要负责安置职工。2007年12月13日，袁光美向法院递交了“过户后，该企业如涉及到职工安置问题，我自愿承担”的过户《申请书》，12月17日，法院做出了裁定。而随后，法院与袁光美之间完成过户的交易后，直到2008年4月10日，才将裁定书送达企业。而此时，主审法官与袁光美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2008后4月10日，主审法官赵靖（现为该院副院长）与袁光美给企业送达裁定书，企业领导在一阵惊愕之后问道：企业被拍卖了，职工的安置怎么办？袁光美答道：“职工的安置我不管，我要进驻”。赵靖答道：“职工的问题，你们找政府，买受方进入谁阻挠我就抓谁”。2011年5月20日袁带着一帮人要强行进入，并扬言“谁阻挠就拍倒谁。”
3、法院程序违法，裁定本该无效
按照法定程序，法院的裁定书首先要送给被告（金刚山应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特殊情况无法送达时最长也不应超过75天）。此案安置职工是拍卖的附加条件，既然是附加条件就应该具有法律效力。袁光美申请书中的承诺仅是一纸空文，她的安置方案是什么？她有无安置能力？该不该缴纳安置保证金？这些问题法院不应考虑吗？当职工的安置切实得到落实了，企业对本案也确无异议，这时才能进入执行程序。而在本案中，法院在给企业送达时，执行程序都已近终结（过户完成）。事实上，企业的申辩权被法院彻底剥夺了。
4、银行贷款始终执行贷款额只能占资产评估值的40%，也就是说1996年至1998年，丹东银行对当时用于抵押部分的资产评估至少不低于1200万元，十年后土地和房屋的自然增值起码也要翻倍，而银行起诉书中的金额（截止2002年7月23日，本+息+诉讼费）已达816万元，至2007年12月早已超过1000万元。法官与袁光美之间交易达成后，银行只收回361.2万元（十多年连本金都没收回），国有资产（或银行本该收回的钱）就这样合法地变成了个人财产。
5、这种违法裁定的直接后果就是宣判这个企业的死刑，因为企业一寸土地都没有了，剩下的3201.96平方米房屋毫无价值。谁会买一双没有鞋底的鞋帮穿在脚上呢？至此企业被迫停产，70多名职工全部失业。
2008年4月10日企业接到法院的裁定后，第一时间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异议，要求撤销原违法裁定（至2014年2月共向辽宁省元宝区法院和市中院提出4次异议申请）。职工也以书面形式向当时的市政府和市委领导提出诉求，多次到市信访局上访。但时至今日，一切都杳无音信。这可真把职工坑苦了：职工生活陷入困境，有病没钱去医院诊治，三位癌症患者，其中的一位（张涛）只有在家眼睁睁地等死。原中方股东厂派到该企业的国企职工陆续到了退休年龄，而企业长期欠缴社保和医保，现在每人退休要补缴十几万元。职工长期失业，很多人身体患病住不起医院，家中哪还有十几万积蓄，只有到处举债补齐社保和医保的欠费。拿到微薄的退休金后，三年之内不吃不喝也还不清外债。
袁光美之所以神通广大，人们都清楚这样的家庭背景：其姐姐袁光娥是丹东市纪委副书记，其姐夫王吉平，是丹东市人事局局长兼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二人两年前退休），袁光美与法院的良好合作，受到侵害的永远是国家利益和无助的百姓。十多年时间尽管奋力抗争呐喊、精疲力竭，但谁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现实：即无论去何处上访，最后材料都将被批转到元宝区法院，而袁光美的势力可以呼风唤雨，加之法院的鼎力相助，终因实力相差过于悬殊，至今职工仍无法得到妥善安置，生活陷入绝境。法院与袁光美之间通过拍卖的暗箱操作实现随意定价；通过违法裁定，使国有资产最大限度的贬值；通过程序违法（剥夺企业的知情权和申辩权）实现生米做成熟饭的客观事实，从而最终实现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而另一方面却拒不执行安置职工的承诺。
鉴于以上事实，袁光美虽然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证，但由于程序违法，尤其是未兑现安置职工的承诺，已经取得的使用权和产权应被依法撤销，视为无效。
环保部门为袁光美进驻清障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法院的违法裁定使企业的主营业务——辐照加工（当时唯一能为企业创利项目），坐落在了袁光美持有的土地上。2009年5月，当时的国家环保局东北环境监督站的人通知企业，出于安全考虑，必须强制报废钴60。同年10月，他们在丹东环保、公安等部门的协同下，委托北京清源公司强行将钴60运往甘肃。至此，当时价值达1500多万的辐照装置被废弃，还不得不向该公司打了200万元钴源运输、处置费的欠条（企业无能力支付）。公司也彻底停止了一切生产经营业务，袁光美如愿以偿。这种损失表面上是企业承担，本质上是国家买单，因为中方的50%股份是原丹东纸板厂持有。
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强行介入，对企业威逼、恫吓
十一年过去了，由于袁光美言而无信，尽管其多次找来社会人员以武力相威胁要求进驻，但企业始终未放弃土地和房屋的实际使用权；企业也无数次找元宝区法院，要求尽快解决职工问题。但元宝区法院除了推拖和没有强制企业将土地和房屋的使用权交给袁光美之外，对企业的诉求置之不理。
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无法进行，只能靠出租部分场地和房屋的收入支付看护公司人员的工资和退休人员的医保及房屋的维修。
2017年11月17日下午4点，辽宁省丹东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孙局长亲自出马，将企业临时负责人白福才（69岁，癌症患者）带到浪头边防派出所，先进行搜身，令其交出钱包和手机，进入询问室后，孙局长告知白福才：袁光美持有合法的土地和房屋手续，你们将房屋出租给别人是违法行为，要求写出认错保证书，撵走租房户，遭到白的拒绝。21时白要求回家服用抗癌药，孙局长不准许，并以不写认错保证书今晚就不许离开相威胁，直到18日凌晨才放白回家。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袁光美以企业经济诈骗报警，之前开发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到企业了解情况，并到元宝区法院调过卷宗，更清楚此案目前处在执行过程中，企业也告知：袁光美兑现了安置职工的承诺，企业立即给其腾地方。在此情况下，开发区分局局长为何还要如此深度介入呢？难道公安局可代替法院强制执行吗？已经走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公安有权如此介入吗？
丹东市元宝区法院承认对本案的裁定有瑕疵
元宝区法院面对企业的多次异议申请不给予任何书面回复，这就堵死了企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渠道。十一年来，元宝区法院虽未强制执行，但是企业尤其是职工等不起，人生有几个十一年啊！
尽管袁光美已经获得了巨大利益，但未得到实际使用权，2018年8月买受方以企业侵权为由将企业起诉到丹东市振兴区法院（9月11日开庭），请求振兴区法院强制将实际使用权归为己有。当企业当庭出具袁光美对丹东市元宝区法院做出的“安置职工”的承诺时，原告律师辩称：1、此证据来源是否合法；2、该证据是否真实；3、建议法庭不予采纳。
2018年12月26日，振兴区法院依法驳回了袁光美的起诉。2018年12月28日，袁光美对振兴区法院的判决不服，上诉到丹东市中院。从上诉状中获悉，袁光美提出一个极具想像力的说法：她既然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证，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实际拥有使用权和支配权（受益权），而安置职工与其享有以上权力是两种法律关系，不应进行捆绑处理。也就是说她不兑现安置职工的承诺也不影响她权利的获得。2019年3月21日，丹东市中院驳回了袁光美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我们不解的是：安置职工本来是其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的前提条件，本该职工得以妥善安置后才应取得以上证件，但其通过与主审法官的有效配合先行得到了。十一年来，从来不提当年对丹东市元宝区法院做出的“安置职工”的承诺，却一味地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依据其2018年8月在丹东市振兴区法院的起诉和12月26日上诉的事实，袁光美完全背弃了“安置职工”的承诺。
2008年新疆高院撤销的一起土地拍卖案（2008新执字第4-2号），作为最高法院判例与我企业的情况极其相似，裁判要旨如下：执行法院在拍卖土地使用权时，未将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拍卖处分，造成房地分离的现状，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拍卖行为无效。该要旨完全契合《物权法》有关房随地走的物权变动原则，一并处理土地上的房屋。
元宝区法院当年的主审法官（包括相关领导）绝不会是法盲，否则不会成为现在的副院长，那么为什么能出现从拍卖过程暗箱操作（包括流拍的设计）、被告从未得到参加庭审的通知、剥夺被告法定的申辩权、程序违法（裁定至送达115天，送达时执行程序已近终结），直到裁定公然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将土地和地表建筑物分离）。可否这样认为，如果元宝区法院一切依法办案，国有资产就无法实现最大限度的贬值，袁光美也无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法官甘冒违法的风险与袁光美合谋坑害企业和职工，他们之间有无权钱交易（或利益输送）。面对企业和职工十一年的苦苦诉求，元宝区法院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除了2008年4月10号给企业送达的裁定书外，再未给予任何书面回复，导致企业上访无用（材料最终转回），上诉无门（上级法院不予受理）。目前已退休的职工不少年龄已经超过或接近70岁，而且由于此案致使他们生活艰难，精神遭受折磨和打击，体弱多病，自然减员成为必然。难道元宝区法院再拖十年或二十年等企业减员到无人或无耐力坚守（人都没了就没人维权了），让袁光美坐收渔利吗？
信访渠道表面上畅通，但由于制度、体制等多方面原因，职工维权障碍重重。
十一年的漫漫上访路（包括最高法院、国务院信访局、辽宁省高院等等），早已让我们认清了一个这样的事实，企业和职工与袁光美的家族势力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如：丹东市橡胶二厂与我们单位相邻，袁光美仅以100多万的价格就买下了该厂6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平均100多元一平米，这恐怕连人工成本都不够。再如：其姐夫的弟弟王吉鹏以资产千万的小厂（丹东市群力包装材料厂）做抵押，在丹东银行贷款8千万（加上丹东市农商银行和宽甸县农商银行的贷款，远超1亿），接着企业停产、破产，银行的钱又“合法”地进了个人的腰包。这种事常人根本想都不敢想，但在袁氏家族就能将其变成现实。
元宝区法院没有自我纠错的意愿，买受方有能力调配公权力为己所用，政府相关部门即使同情企业和职工的遭遇，但都无权干预司法。我国虽然已进入依法治国的新阶段，然而司法腐败却是最大的腐败，因为这块顽疾谁都碰不得，它为自己筑起了不透风雨的防火墙。
人们十分痛恨社会的黑恶势力，因为它扰乱了一方的安宁和社会正常的秩序，然而当一个地方的公权力沦为某人或某个集团坑害国家和百姓谋取私利的工具时，这种公权力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危害及杀伤力不知比若干个黑恶势力团伙的影响要高出多少倍。因为这种公权力玷污的是党和国家的形象，其行为与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背道而驰，让人们对党和国家失去信任和信心。
本案到目前为止，虽然表面上没有黑恶势力介入，但袁氏家族可在本地呼风唤雨，还有必要去打打杀杀吗？而正是这些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一本好经给念歪了。
基于元宝区法院违法裁定和程序违法的事实，以及袁光美拒绝兑现安置职工的承诺，本案的彻底解决只能是元宝区法院撤消原违法裁定。唯有如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才能得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能得以申张，党和国家以民为本的初心才能真正得以落实。
丹东金刚山应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全体职工
2019年5月20日
后附职工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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