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一讲:文字的起源
我一直不明白《道德经》为什么要有译文。中国的文字,从伏羲到黄帝到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到楷书,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字,我们已通过考古证明,在夏商时代就已经解决了印刷和储存保护问题。我们都知道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比如鼎,比如叫钟的乐器。“钟鼎”的青铜器上刻着文字,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是汉字,叫金文,金文还不算最早的汉字。“钟鼎”就像我们今天电脑时代的储存硬盘,不仅解决了印刷概念,而且解决了储存及保护问题。硬盘埋在土里能保证多少年,这个问题我没有探讨过。但“钟鼎”埋在土里几千年甚至是几亿年,一定没有问题。 金文的时代,比老子早一千年。金文的时代距今不过才三千八百年。三千八百年历史,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真的不算久远。像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都有六七千的历史。证明六七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有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中草药。再比如,惊艳了世界的三星堆遗址。 这些遗址上的考古发现,给我的启发有两点。
一是,丝织品、帛书、帛画的使用可以目睹到七千年前。那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在帛上书写文字应该已经是非常成熟了。金文在结构造型和运笔上都非常讲究,金文在现当代的书法和篆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齐白石老人的印章是现代艺术殿堂里的瑰宝,而白石老人的篆刻无处不在着金文的错落与庄重。金文方圆规范,笔画粗细有致,严整清晰而有笔墨之感。所以我以为,商朝帛书使用金文,来往书信,写诗作文,就像我们今天用简化汉字一样,一定是有着官方有着法定的规则,已经是通用的。为什么这么说,我问你,当下,我们书写的纸笔有毛笔钢笔碳素笔电脑键盘,有纸有硬盘,你最常用的是什么?是电脑吧。为什么用电脑,方便。我们把这个概念推移到商朝,商朝时期纸笔有帛有竹简有钟鼎,用笔用刀用铸,哪个方便,肯定是帛书吧。“一般认为,商代金文是郑重场合使用的正体字”这个观点似乎有局限性,仅仅是指钟鼎文,而没有考虑到如此成熟的文字,除了钟鼎,就不会用于帛用于竹简。鼎,可以烹煮,更多的则是庄严肃穆的使用,甚至能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描述距今三千多年,老子之前一千多年前的文字现象,是想表达,今天的语意与三千多年前的语意,是没有变化的。更不要说老子的春秋时代。
二是,把殷商的“甲骨文”,当做中国汉字的起源之根,当做汉字的鼻祖。这个结论,在当前世界,有成为主流观点的趋势。但我觉得不妥,觉得这是一个十分草率的结论。首先,金文和甲骨文同时存在于殷商时期。专家说:“商代金文是郑重场合使用的正体字,甲骨文是在频繁的占卜活动中使用的比较简便的俗体字”。那帛书是什么字,竹简是什么字。殷商时期的帛书和竹简不像鼎上铸文和骨头上刻画的文字可以在土里存在千年万年。既然金文已相当成熟了,又搞一套甲骨文刻在骨头上专门占卜用,你不觉得这是多此一举吗。我们今天,根本无法通过掘墓的考古的办法,就能证明金文和甲骨文谁早谁迟。通过考古而建立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是-商-周-秦-汉-魏晋-草书的汉字演变过程,并由此确定甲骨文是汉字的起源之说,是不靠谱的。
我的老家,是一个穷僻山湾,我童年的时候,经常见到讲迷信驱邪的术士,要在骨头上桃木小片上,画符画牛头马面画乱七八糟的符号,一般都用朱砂画。一个穷僻山湾的术士,一定不会知道什么甲骨文,却制作了与甲骨文一样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埋进土里来驱邪。很巧,在殷墟甲骨文中,有的甲骨文,没有常见的刀刻痕迹,而是只有朱砂痕迹。巧吧! 我不是要否定专家对甲骨文研究的成果。我只是认为把甲骨文确定为汉字,甚至是汉字的起源,不妥。 如果把甲骨文确定为汉字的起源,那就等于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给否定了,就等于说中华文明史只有三千多年。还有把甲骨文确定为汉字的起源,那黄帝时期使用什么文字,伏羲时期使用什么文字。伏羲和黄帝时候,辉煌的天文观测成果,就没有了,伏羲的先天八卦天体图就没有了,甚至是我们不是炎黄子孙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没有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内核就消失了。 关于汉字,我国民间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历史说,黄帝命史官仓颉凿字。有的地方传成了仓颉造字。这个观点,才科学地佐证着汉字的传承过程,是一个灿烂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过程。说不定哪一天,考古突然发现了仓颉凿的《黄帝内经》,发现了仓颉凿的黄帝与蚩尤大战的碑文,发现了仓颉凿的大挠氏推演的天体六十花甲星系图。考古,要不断地挖掘,说不定哪一天挖出来了呢!但还没挖出来,就用已挖掘出来的东西,对历史对文化就下决然地断定,怎么想也是不妥的。 文字传承演变的过程,是一个文明存在过程的唯一凭证。我们之所以知道伏羲的先天八卦,知道黄帝时期就有了六十花甲,并因此有了太岁历法。
是因为从伏羲到秦始皇到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字是一种文字,虽然历史的过程可能出现过文明的兴与衰,出现过分裂割据,但我们的文字是一种文字。比如《山海经》这部历史巨著,就是铸在鼎上而保存了下来,虽然因为鼎的丢失,《山海经》拓本可能出现过损失与篡改,但基本的历史柜架还是保存了下来。我们的文字叫汉字,是汉朝的人自大地认为我们民族的文字到汉才真正的成熟,这并不能证明伏羲时期的文字就比汉朝的文字幼稚。 但西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站在工业革命的高坡,突然发现工业革命而有的文明缺乏历史的厚积。大概是这个原因,西方人开始了对古希腊的粉饰。这个活动,也是文艺复兴的主流。西方遂成为一个文化的概念,一直上溯到古希腊,希腊文明才热起来,并成为了西方文化的发源地。
我说过,文字传承演变的过程,是一个文明存在过程的唯一凭证。我们用这个凭证扫描希腊文明。就按西方人的说法我们去扫描。罗马消灭了希腊,也消灭了希腊的文字。后来,罗马灭亡了,罗马的文字也五马分尸血飞肉腐,变成了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散落成欧洲几十种文字。亚里士多德,西方人说他是古希腊的人。他几乎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哲学、法律、神学,几乎是所有的学问,都是上帝般高度的。西方有良知的学者质疑他的存在。我不去质疑,我只问一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什么文字?是意大利文是英文是法文!有古希腊文吗? 古希腊的存在,历史的文字没有,考古也没有。古希腊的文字不是阿拉伯文,也不是罗马文,更不是今天的希腊文。而最关键的是,古希腊从根本上就没有解决印刷、储存和保护问题。亚里士多德是在羊皮纸上写文章,写了一千多万字。这一千多万字的羊皮在哪里呢?
这之中的文化故事很多很离奇,就像《西游记》,我的母亲就相信孙悟空是真的。我非常支持母亲的这种相信。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种相信,延伸到对天对地对神的敬畏,在我看来,是一种文化。罗素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故事真也好,假也好,罗素都把它讲成哲学,有着诗的感染,有着鸦片混乱了的灵魂,有着眩晕人的哲学。我有两个癖好,一个是累了就挥毫写诗,一个是非常累了就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不是解读《道德经》吗,怎么讲古希腊文字,讲甲骨文呢?我说过,我们读《道德经》不应该读不懂,因为我们今天文字的语意与黄帝时期,与伏羲时期是一样的。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讨论文字。 我们现在认识文字的思维,是西方的。人类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就可以辩论。当然这种辩论是西方作为主导,比如法国巴黎语言学会发起的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辩论。什么是西方思维,简单地说,就是“人是猿猴变的”,一切都是进化的过程,而不是固有的存在。 我不喜欢辩论。因为认知,不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是什么决定了认知,是一个大课题。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认知呼啦一下变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由冰点顷刻爆热到核裂变。是政策的引导,是资本全球化使然,还是清心寡欲与贪婪在宗教的轮回中切换,我经常说,原因可千可万,但结果就一个。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因为-所以是一个假命题》,就论述过原因与结果的问题。我会附在后面,以便你阅读和指正。 我这样说,你也许就会明白了。因为,对西方文化的崇拜,甚至是跪舔,这是一个时代的诟病。
我是这个时代的落伍者。我在这个时代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民族古籍的研读之中。别人说尼采如何如何,我也读尼采,但我与别人不同,我是用中华思维审视,这么一审视,就不崇拜了,不仅不崇拜,而且笑其病态。这样的落伍于时代,敢去辩论!愿意面对别人的嗤之以鼻!
但文字,但关系到伏羲文化,我不得不说。认知,又到了一个切换的时代,因此,不是辩,而是以真而述。 我的老家,虽然穷僻,山大水远。但家乡的农民,对文化的自信,对自信的维护,其情痴其行无我。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说一个农夫赶集路过一个村庄,见几个人在村头田边围着一个人听《三国》,那人道,曹操八万人马要伐东吴。农夫一听,插嘴道,不是八万人马是八十三万人马。于是,二人争执起来。农夫说,家里有书可证,取来便知。于是飞奔回家取书。穷乡僻壤,没有书架,都是在炕上的后墙做个架板,放些重要东西。农夫有子襁褓,正睡在炕上。农夫急切上炕取书,不注意踏了小儿一脚。农夫妻大惊,喝道,你踏死儿子了!农夫答道,有人把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一口说没了,你一个小孩算得了什么!
一个故事,我小时候总听大人讲,小时只当故事听当故事讲。后来,每每想起,就觉其中深意,文化,山野上自然而生的野草野花,无序无章无修无剪,却文化的执着与悠久。 文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神奇在,这么大一个世界,才两种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世界上99%的国家都是用表音,只有1%的国家用表意。我们的汉字就是这1%。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我的青年时代,正是兴起学英语的时代,也是对汉字最否定的时代。汉字电脑输入现在已不是问题,但在那个时期,我们汉字的自卑困惑都来于此。我们在寻找通过拼音走向表音,通过简化笔画解决复杂。好多人以为简化字是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其实,对汉字的自卑与否定,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晚清时期对汉字达到了愤恨仇视地步,要消灭汉字一步跨入表音文字。
比如激曲的万国新语替代汉语的主张。简化字,1928年就有胡怀琛的《简易字说》出版,之后,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1936年就有了容庚的《简体字典》和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出版。1935年,南京政府教育部还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我们今天使用的简化字,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最终在1964年3月,才有了我们今天使用的《简化字总表》。 “民国出大师”,这句话很响亮吧,还好像有一套专门吹捧民国大师的丛书系列。当然,在汉字上,大师自然是民国的。我并不是要否定简化字,我的书写习惯完全是简化字,写毛笔字也是,甚至是繁简交替。有书法家朋友还笑我写书法用简化字。 其实,简化字还真没有损伤汉字的初心和发展,就像从金文到小篆,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花朵。
我要说的,是近代,尤其是民国,我们的文字,因为我们的落后而对西方的翘首,在一浪超过一浪的否定声中,在简化、拼音和直接表音的选择中,我们应该庆幸选择了简化。选择了简化,让我们的汉字得以喘息和延续。延续是延续了,但对汉字的质疑、批评、寻找改变的研究态度,让汉字蒙上了一个时代的羞耻。 文化是一种态度,比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比如“儒释道”。这两个事件,所形成的文化态度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之深,我们在以后专门论述。近代,尤其是白话文以来,因为落后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西方势力有战略图谋的推导,对中华文化的否定就成为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下的中华文化,到今天,你都看到了。
汉字,首当其冲,成了自卑与困惑的焦点。对表音文字的跪拜,以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时尚就是在中国不说中文要说半中半洋,中国人进中国的商场中国的酒店,如果不会洋文,你就分不清男女厕所。因此,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而有的文化态度,而有的对汉字的研究,我们都可以有理由去质疑去否定。因为这种所谓的研究,是自卑与困惑自己的文字,而对表音文字迷信的跪拜,已根植于研究者的灵魂深处。这样的文化态度,而有的文字研究成果,不是一叶障目,就是瞎子摸象,甚至是一种有图谋的战略性否定。 因此,在汉字的解释上,我们要退回到《说文解字》的时代,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依据伏羲黄帝文化的特性,理解汉字的本义,理解《道德经》,才是正道。 我说过,我们读《道德经》不应该读不懂,因为我们今天文字的语意与黄帝时期,与伏羲时期是一样的。我们讨论文字以后,我们基于这样的文化态度,来读《道德经》就不会出现歧义了。对文字这样界定,也许对你生活与写作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你要读《道德经》就非常重要了。因为,《道德经》是伏羲文化,是黄帝文化的传承。如果把历史割裂,没有文化的传承,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正确解读《道德经》的。
(下一讲,正式解读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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