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考古︱杨哲峰：虽然都注定会在时间的长河里远去……

本书收录的是2000-2017年这18年中公开发表的22篇与陶瓷研究相关的文章。涵盖的时间范围以秦汉时期为主，部分涉及魏晋、北朝至唐代。研究的内容比较杂，文章格式也不尽相同，但都是自己在汉唐陶瓷研究领域摸索与拓展的点滴收获与印记。故以“汉唐陶瓷考古”之名统称之。

在编辑过程中，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要求，对于注文格式、文中图表的表达方式等进行了统一调整，对原文中存在的少量错漏、衍文也都进行了改正。还有个别文章因为遗失word版的电子文稿，出版社又重新进行了文字录入。为此，责任编辑宋佳付出了辛勤劳动。至于文章的排列，宋佳也给出了一些有益建议。经商量，大致按照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以及内容的相关程度分成前后几组。对于少数文章因角度的不同或发表时间的早晚而存在局部交叉或重复的情况，在收录时并未进行任何调整，文章标题基本一仍其旧。谨以记录自己对相关领域持续关注的轨迹，所谓敝帚自珍是也！收到一校样之后，余雯晶、李云河、陈春婷三位分工协作，对校样进行了复核校勘，纠正了不少因为格式调整而新出现的问题。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若书中仍然存在不足或错误之处，责任自然都是我自己的。

多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吴长青先生就嘱我编写一本有关汉代陶瓷研究方面的书，编辑缪丹女士也曾多次催促，但自己一直未能完成。现在，虽只是将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合并成集，但能获上海古籍出版社应允出版，也算是了却一个心愿。

回想起自己的学习历程，兜兜转转，一言难尽。或许是因为考上北大考古专业之前自己对于考古一无所知的原因，学习兴趣曾多次发生转移。对于汉唐陶瓷研究的关注，最初也只是因为写学位论文的需要而已。后来能坚持下来，与恩师宿白先生的指导、关怀和支持，以及众多同事、同行们的帮助，还有亲友们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我是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当时北大考古专业刚从原来的历史系分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系。记得填报高考志愿时写的还是历史系考古专业，但到了学校报到时就变成考古系了。这样，我们83级就成为考古系成立后入校的第一届学生。本科时，自己的专业兴趣基本上是随着学习的进程不断地变化。大一上新石器考古的课程时，觉得严文明先生有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讲解非常有意思，而且感觉学新石器考古可以结合大量民族志的活材料而不用太费心思去读那些晦涩的历史文献，所以格外上心，期末考试成绩拿了全班第一。等到大二上商周考古课时，又被邹衡先生的演讲所折服，尤其是在大三下学期还听了邹先生有关夏商文化研究的专题课，加上读了邹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对二里头遗址的分期以及夏商分界之类学术讨论有点着迷。于是写了一篇题为《二里头遗址第四期遗存试析》的大三学年论文。邹先生看后非常高兴，还加了一些批注。于是我就借韩小忙同学的自行车冒昧闯到位于中央党校家属院内的邹衡先生家，说是找邹先生聊天，其实是想听先生讲学术界的各种趣闻和一些自己觉得很有兴趣的学术问题。那时候听着听着，又觉得有历史文献作为背景来进行考古研究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因此在大三结束时就有点想报考邹衡先生指导的商周考古方向的研究生了。那时暑假没钱回家，也不大可能外出考察，经常是和几位同学一起，白天在学校后勤部门打零工，晚上去图书馆翻书或去教室自习，准备考研，就那样熬过了大三暑假。等大四一开学，却突然得知自己被保送了汉唐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宿白先生！

我们83级25人，免试保送名额只有3个，没想到我是其中之一。记得好像是在赛克勒博物馆奠基当天，参加完奠基仪式后，在办公楼北侧遇见负责学生工作的葛英会老师，是他告诉了我保送研究生的消息。估计葛老师大概也听说过我们班有不少同学都想报考商周考古方向，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葛老师还特别交待说，由于各专业方向的名额有限，填报志愿时大家不要扎堆在同一个专业方向，系里的建议是让我跟随宿先生学习汉唐考古。

至今都还记得办完保送研究生的手续之后，自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宿先生家拜访时的情形。尽管宿先生那时就住在校园东北部的朗润园10号楼，可自己还是在被保送研究生之后才第一次去先生家。记得前两次聊完后，宿先生都曾反复问了我这样的问题：“你和樊力是一个班的？”“你和曹音是一个班的？”我明白先生的疑虑，在回答“是”的同时，解释说自己听先生的课时经常坐在最后一排，而且不怎么上前提问题（实际是从来没敢在课堂上或课后找宿先生提问题）。先生也就没再说什么。其实，就在保研之前的几个月，为了参加系里组织的“五·四”论文竞赛，我曾写了一篇题为《〈周礼·考工记〉与古代都市布局》的文章，那篇文章正是宿先生评阅的，最后还被评为一等奖。奖品是一本中国考古学会的年会论文集。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宿白先生的签名。而在那三年之前的初秋傍晚，作为北大新生，当我背着行李第一次踏进燕园、在未名湖畔迷路时，曾向一位正在散步的老者打听怎么到学校报到。老者问了我的情况之后，直接将我领到了位于燕南园的吕遵谔先生家，并吩咐吕先生安排了我当晚的住宿。也正是在吕先生家，饥肠辘辘的我吃了到达首都北京之后的第一顿饭！现在回想起来，那位老者应该就是宿先生吧。所以，在去宿先生家聊了好几次之后，有一天宿先生突然指着我，笑着说道：“你就是那个杨哲峰！现在我知道了！”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在宿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学习，包括历史文献阅读和考古资料收集整理等，将研究兴趣慢慢转移到汉唐考古上来。大四下学期的专题实习，班里的同学分成不同的小组分赴各地，而宿先生却唯独把我留在校园，让我阅读《史记》，同时让我收集整理已发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汉代木椁墓资料，指导我写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生一年级时，宿先生曾安排我陪同从美国来的赖主惠博士前往山东省进行有关汉代画像石的考察。当时我也计划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做有关汉画的专题研究，因此借了相机，买了一些胶卷前往山东。但很快发现，因经费问题，相关研究难以继续下去。就连好不容易拍摄的画像石照片，回校后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经费冲洗出来，更不用说去购买昂贵的汉画拓片或其他图像资料了！

那些年，邹衡先生经常去位于山西省曲沃县的曲村工作站整理周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资料。后来，宿先生和邹先生商量，决定安排我随邹先生一道去曲村整理那里的秦汉墓葬资料，并在整理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一篇关于曲村秦汉墓葬分期的论文作为硕士毕业论文。这样在研究生三年级时，我便到山西曲沃实习。进行墓葬的分期研究离不开对随葬品中最为普遍的陶瓷器物的分类排比，因此，对于陶瓷类器物进行绘图和观察分析，也就成为我实习过程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记得当时在曲村工作站进行器物排队时发现，墓葬陶器组合中茧形壶的有无与器形演变有着密切的关联，于是对茧形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好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李文杰先生到曲村参观，他当时在做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的研究，向我介绍了茧形壶的独特制作方法。回想起来，那还是我第一次认真关注古代陶瓷器的制作工艺问题。寒假期间，我离开山西回湖北老家过年，路过洛阳时在同学王献本的帮助下去拜访了《洛阳烧沟汉墓》的作者蒋若是先生。或许是因为在曲村实习期间积攒了太多的问题，那天在蒋先生家聊到深夜，当然主要是听蒋先生讲烧沟汉墓的分期以及汉代的五铢钱等问题。我还曾冒昧地问蒋先生如何看待其他地区的汉墓编年都参考烧沟分期的问题。当晚就留宿在蒋先生书房。次日我到洛阳文物工作队的库房参观，见到当地汉墓出土的陶瓷器，越发感觉到与自己在曲村整理的汉墓出土陶器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更加激发了自己对汉代陶瓷器的地域性以及不同地域汉墓分期的差异性等问题的兴趣。

我硕士毕业后就留校工作了。当时很想到各地去参观考察，但刚参加工作，既没有科研项目，也没有考察经费，就连备课用的稿纸都得到办公室统一领取。记得有一天到宿先生家聊天时，宿先生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从日本寄来的考古报告——《阳高古城堡》，说是借给我，让我好好看看。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宿先生家汇报读这本报告的收获，顺便提到很想去张家口、雁北一带看看当地的汉墓保存状况以及汉墓出土的器物。没想到，我的想法马上得到宿先生的支持，宿先生立即从自己的课题经费中拨出500元赞助我的考察计划。这样在1992年10月底至11月初，我前往张家口、大同地区进行了考察，回程又绕道太原、石家庄参观了考古库房和博物馆。那是我工作后第一次独自外出考察，竟然忘记开单位介绍信了。幸亏同学朱晓东帮忙联系介绍，加上自己带了工作证，才使考察得以顺利完成。还记得在朔州的一座庙宇中参观平朔露天煤矿汉墓出土的遗物时，戴尊德先生边走边指着堆放在架子上的器物，问了我一连串关于汉代陶器的问题。当我一一回答之后，戴先生才笑着说道：“那后面的，你就自己看吧。”

刚工作的头些年，我承担的教学任务主要是本科生的基础课《中国历史文选（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历史文献上。为了读懂古代文献中有关时间方面的记载，还曾利用到山西曲沃“下乡”的机会在曲村工作站夜观天象，对照着天文图辨认星星。徐天进老师知道后，主动把一本张汝舟著《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借给我阅读学习。正是在曲沃下乡的那个冬天，我还对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之间的换算问题进行了推演，撰写了《公元与干支纪年相互换算的新方法》一文。回北京后，我对古代历法的兴趣不减，又花了很长时间对出土秦汉简牍资料中的历谱、日书等进行了梳理。

直到数年后攻读在职博士时，在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决定专注于秦汉墓葬的系统研究，这才又回到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轨道上来。在收集整理博士论文资料的过程中，先将之前就曾关注的茧形壶问题写了一篇稿子。交给宿先生审阅后，先生建议放在《文物》月刊上发表，还写了推荐信。于是，《茧形壶的类型、分布与分期试探》一文就成了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古代陶瓷器物研究的专文。

那时候，还没有像后来“知网”这样的便捷数据库可供检索，收集整理考古资料除了参加发掘或实地考察以外，主要靠查阅相关目录索引寻找线索，或干脆到图书馆、资料室一本一本地翻阅考古报告和文博类专业刊物。在既没有个人电脑也没有数码相机和扫描仪的时代，对于查找到的资料，要么复印，要么手写抄录，甚至拿硫酸纸描摹有关的图片、制作成器物卡片。至今都记得，当刘绪老师知道我在收集茧形壶资料时，曾主动提供了发表在山西地方刊物上的相关信息。

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宿先生又建议我在系统整理汉墓结构演变的同时，也要对汉墓中出土的陶瓷器物进行系统的梳理。于是我便在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增加了对汉代低温铅釉陶的地域拓展、汉代青釉陶（高温钙釉器）的区域类型及相互关系的宏观分析。尤其是前往江苏、浙江、湖南等省的实地考察，使我对汉代高温钙釉器的地域类型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且还注意到诸如岭南类型陶瓷器的北传及其影响等以前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这些都为自己进一步探索汉代陶瓷的发展演变格局奠定了基础。

那时，宿先生和徐先生正在组织有关新编中国古代陶瓷史的课题，2005年2月在位于北沙滩的红墙饭店召开了首次编辑工作会议，指定由我负责秦汉陶瓷史的编撰工作。我深知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顿感身上的担子重了起来。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知识结构上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之前我主要是把汉墓出土的陶瓷器作为墓葬研究的一部分，侧重于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还未有意识地当成陶瓷考古专题去做研究，更没有从陶瓷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在编辑工作会议上，先生们提出的要求是在1982年版《中国陶瓷史》的基础上，将近几十年的新的考古成果尽可能纳入，并且尽可能用考古学的方法去写陶瓷史。也就是说，要写好新编陶瓷史，除了系统整理资料、提升综合研究水平之外，还必须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有所突破。

我注意到学界有关汉代陶瓷的分类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感觉到相关概念的混乱已经严重影响到汉代陶瓷考古的研究进程，而如何协调现代科技手段对“内在”质地的定性分析与考古类型学对“外在”形态的分析之间的矛盾，将是完善汉代（乃至整个古代）陶瓷分类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于是在2006年初夏撰写了《汉代陶瓷分类问题管见》一文。在当年10月，又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北方地区汉墓出土的南方类型陶瓷器——关于汉代南北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考察之一”的发言。当时有陕西的个别学者对西安出土的南方类型陶瓷器的产地问题提出不同看法，使我意识到如果能结合科技检测分析，那么相关研究将会更有说服力。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关注科技考古中的陶瓷检测分析问题，思考如何在考古学研究中将“形”与“质”有机结合起来，使有关陶瓷器的内在与外在研究融为一体，不再是“两张皮”。于是我开始主动寻求与科技考古方向的老师合作。

2007年5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贾庆元先生邀请赵化成老师和我到他的萧县汉墓资料整理现场协助器物排队。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在仔细观察那些带釉器物时发现了以前未曾注意到的现象，于是向贾庆元先生提出可否取一些样品送回北大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在得到许可后，便依据我在现场观察到的高温钙釉与低温铅釉情况进行了有意识地分类取样。而经崔剑锋老师检测，结果也出人意料，首次发现了汉代铅釉陶二次烧造的可能性。另外，我在现场观察时还发现萧县汉墓出土的部分铅釉陶的施釉工艺与中原北方其他区域（尤其是两京地区）存在明显的区别，从而解开了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的一个疑问。当时我意识到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铅釉陶制作工艺，可能是对江东钙釉器物模仿的结果。于是趁热打铁，又到固镇、淮南、六安、合肥、徐州、济南等地考察，寻找更多的证据。当我确信自己的判断之后，才发表了《输入与模仿》一文。

从2011年开始，通过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胡继根、田正标等先生合作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秦汉时期江东地区的文化变迁”，先后前往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山东、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进行了有关汉代陶瓷器的更为全面、细致的考古调查，结合窑址、墓葬的出土器物，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有目的地选择了更多的系列样品进行检测。既希望通过检测分析来不断发现问题、检验自己的类型学研究，又在同时努力探寻新的研究方法。结果亦不负所望，又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和认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浙江各地的汉墓出土遗物中甄别出来大量的铅釉产品，尤其是2014年初征得上虞博物馆高秀萍馆长的同意，选取了当地汉墓出土的大量样品，带回北京交由崔剑锋老师的团队进行检测分析，结果是发现了一批以氧化钙和氧化铅混合作为助熔剂的施釉器物。这一重要发现在汉代陶瓷史上还是首次，为探讨汉代高温钙釉和低温铅釉之间的关系以及成熟瓷器的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另外，课题组还对汉代江东类型的高温钙釉器（原始瓷）的工艺以及高温钙釉下的红色涂层等进行了检测分析，也都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

2013年10月，应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请，我曾在合肥召开的“第三届黄淮七省考古论坛”上作了题为“汉晋时期的白陶及相关问题”的专题发言。在场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德亮先生在听了我的报告后，主动邀请我去他正在发掘的昌邑辛置工地看看，说那里新出土了不少白陶器。王守功先生也帮忙联系侯建业先生，使我前往烟台考察白陶窑址出土器物的计划得以顺利实现。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环渤海地区汉晋墓葬出土的白陶器及相关问题》一文得以完成。2013年那次到山东半岛进行的有关白陶的考察，也带回了大量样品。通过崔剑锋老师团队的检测分析，首次了解到汉代白陶的烧制至少使用了含氧化钾较高的瓷石类原料和高镁质的滑石质黏土，并且分别用来生产不同大小的器类。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汉代陶瓷手工业的认知。

当然，前述相关检测分析研究，均为多人合作的成果，故不在本书收录范围，这也是需要说明的。就我个人而言，要特别感谢本院的科技考古团队。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流与合作，为自己探寻考古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打开了一扇窗，使得自己在成熟瓷器起源、白瓷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上都萌发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认识，也使得自己对于如何构建考古类型学的器物外在形态研究与现代科技对于器物内在质地研究之间的桥梁这一思考逐渐清晰起来，这才有了《碎而不残》《白瓷起源问题管见》等文章的写作。另外，也要特别感谢师兄秦大树教授，每当我有陶瓷相关的具体问题时，总能够为我释疑解惑。而当我对部分陶瓷专题有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与新的想法，也会被邀请到他的课堂上去和大家交流讨论。这些都使得我对踏进陶瓷考古这个研究领域的信心倍增。

经过多年的考察，我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曾给予我帮助的单位和个人不计其数。除了前面提及的诸位，我还想借此机会表达感谢的有：安徽省的吴卫红、张钟云、叶润青、宫希成、王峰，江苏省的姜林海、华国荣、王志高、吕健、李银德、张剑、葛明宇、耿建军、刘照建，上海市的陈杰，浙江省的黎毓馨、黄浩德、刘建安、李晖达、孙国平、杜伟、王鑫君、陆文宝、程亦胜，湖北省的陈振裕、方勤、田桂萍、王明钦、贾汉清、李文森、许志斌，湖南省的张春龙、高成林、宋少华、黄朴华、龙朝彬、席道合、文国勋，江西省的张文江、杨军、翁彦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熊昭明、林强、蒙长旺、韦江，广东省的邓宏文、魏峻、李灶新、全洪、张强禄，海南省的王大新，河南省的严辉、陈彦堂、马俊才、李继鹏、张鸿亮、王咸秋、刘富良、郭引强、史家珍、顾万发、贺惠禄、潘伟斌，陕西省的焦南峰、王占奎、马永赢、张翔宇、柴怡、朱连华、刘呆运、孙周勇、王炜林、许卫红、刘宏斌、裴建平，山西省的田建文、吉琨璋、王银田、李培林，河北省的高健强、段宏振、张翠莲、刘海文、李恩玮、李军、曹祖望，山东省的孙波、崔圣宽、闫勇、魏成敏、郑同修、石敬东、张冀，辽宁省的徐韶钢、白宝玉，吉林省的李刚，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卫忠、朱存世、马强，甘肃省的王辉、王卫东、夏朗云、魏文斌，人民大学李梅田，四川大学白冰、王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毓芳、刘振东、张建锋、钱国祥、刘瑞、赵春青等。

因仓促提笔，写这篇后记时，没有去查找尘封已久的学习笔记和考察记录，更不敢去翻阅那一本本沉睡的日记，只是静静地坐在书房，让思绪驰回过往，然后将脑海里浮现的片段记忆转化成无序的文字。以上提到的，都是在考察旅程中曾经给予我各种帮助的人。而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曾给予我帮助的人还有许多许多。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北大考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从本科到现在，李伯谦、赵朝洪、高崇文等诸位先生作为老师和领导，一直都很关心我的成长与进步。而经常一起带实习的各位同事，尤其是沈睿文、倪润安二位，在我多次遇到困难与挫折的时候，总是率先给与我安慰和鼓励。

现在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可我依然记得39年前自己到北大后的第一个冬天，突然的降温让来自南方的我猝不及防，病倒在床。班主任权奎山老师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迅速组织同学们捐款为我购买了一套保暖的绒衣，吕遵谔先生还送来一件军大衣。绒衣和军大衣，温暖的不只是我的身体，更是温暖了我的内心！让我感受到北大考古人的温情！感受到集体的温暖！让我能够始终秉持一颗感恩的心，穿越一个又一个寒冬！

清明时节写这篇后记，不禁思绪万千。当静下来时，时常会想起两位恩师：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虽然我知道人生中的许许多多都注定会在时间的长河里远去，越来越模糊，两位恩师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脑海，依旧那样清晰，甚至至今都有点难以确信他们其实已经离去。

我也自知现在这个迟到的集子，还只是一个关于汉唐陶瓷初步学习的结果。要完成两位导师交给我的任务，还有更为艰难的路要走。时不我待，心里诚惶诚恐。谨记。

本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汉唐陶瓷考古初学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