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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农民工清退了缺工怎么补

超龄农民工清退了缺工怎么补
2022-05-06

 [ 2017年,全国51~60岁的农民工人数比上年增加489万,60岁以上则增长222万,增量在全部高龄农民工(711万)中的比例为31.2%。 ]

  出于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的考虑,多地有关部门日前发文规范,要求“超龄”工人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已有的超龄工人要清退。超龄的标准大致定在男60周岁以上、女50周岁以上。

  虽然没有特指,但谁都明白,建筑业的超龄工人基本是农民工。

  超龄农民工被清退后,他们自己出路何在?因他们离开而出现工地劳力短缺如何弥补?这些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我承认,超龄农民工的劳动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属于弱势群体。

  但与二三十年前的民工潮年代相比,今天中国的农民工市场供求趋于平衡。总体上,因清退超龄农民工而造成的缺工,还真不容易补上。

  农民工供给:七年来的演变

  2015年,某媒体曾集中报道了重庆开县“高龄”农民工(即50岁以上农民工)的状况。

  当年报道涉及的问题包括:建筑业的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是高龄农民工,其中还有相当多的超龄(即达到退休年龄,仍继续工作)农民工;年龄增大,体力下降,农民工“靠吃肉维持体力”;除个别人外,其他人都没有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健康问题,高龄农民工“上了年纪,容易生病、受伤”;当年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开始禁止60岁以上农民工上施工一线作业,超龄农民工则想方设法留在工地工作。

  总之,今天超龄农民工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媒体当年都报道过。与7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关注对象由高龄农民工(含超龄农民工)转为集中于超龄农民工。

  关注点差异的背后,是中国农民工供给形势的变化。

  7年前的报道及围绕报道展开的讨论,使得高龄农民工进入公众的视野。此报道后不久公布的数据表明,2014年,中国高龄农民工的人数已接近4700万;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则由2010年的35.5岁,上升到2014年的38.3岁。可见,7年前,高龄农民工的存在已成为新常态。

  今天,超龄农民工的情况又如何?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有关数据。我只能根据两份相对权威的资料进行推算。

  资料一,据国家统计局主管的《中国信息报》报道,2017年,全国51~60岁的农民工人数比上年增加489万,60岁以上(即超龄农民工)则增长222万,超龄农民工增量在全部高龄农民工(711万)中的比例为31.2%。我对此数据作了验证,发现它与该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对得上。

  资料二,陕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16~2020年该省农民工数据。2016年,该省农民工总数710.7万,2020年增加到752.4万,增加了41.7万。2016年,全省61岁以上超龄农民工占比为2.8%,人数为19.9万;2020年,占比增加到5.4%,人数为40.6万,增加了20.7万。可见,第一,2020年,陕西省超龄农民工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一倍(104%);第二,2016~2020年期间,陕西省超龄农民工的增量,几乎占全省农民工增量的一半。换句话说,超龄农民工人数的剧增,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

  2016~2020年,全国农民工人数从28171万增加到28560万,其中,5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占比由19.1%增加到26.4%,即其人数由5381万增加到7540万,增加了2159万。假设超龄农民工在高龄农民工中的占比与资料一相同,则2016~2020年间,超龄农民工增量为674万。再假设2016年超龄农民工人数与其2016-2020年间增量的关系与资料二相同,则2020年全国超龄农民工总数为674+674/1.04=1322(万)。

  以上分析表明,超龄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中一个日益壮大的组成部分。

  超龄农民工清退的影响

  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对被清退者会有什么影响?对用工方又会有什么影响?

  先看对被清退者的影响。

  现实中,超龄与高龄农民工更容易就业的地点,是家乡乡村。多年来,无论是平均年龄,还是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的占比,本地农民工都远高于外出农民工。2020年,本地农民工的上述指标分别为46.1岁与38.1%,外出农民工则只有36.6岁与14.2%。

  随着超龄与高龄农民工人数的增长,近10年来,全国农民工中,外出农民工增速一直低于本地农民工。2021年,中国农民工总数比历史上最高的2019年多出174万,但外出农民工人数却比2019年少253万。

  有学者还指出,本地农民工的就近就业范围有所扩大,有的白天跨乡镇就业、晚上回家,有的一周中工作日在县城就业但周末回村居住。考虑到中青年农民工更愿意前往大中城市与沿海,被清退的超龄农民工回乡后,就业应该不是问题。

  回乡就业与在大中城市就业相比,一是就业者发展前景差,二是收入低。发展前景不是超龄农民工考虑的主要因素。收入减少的影响则要看支出项目。若收入是用于超龄农民工本人日常生活,则回乡后收入虽减少,但日常消费开支也会减少,农民工本人未必吃亏;若收入是用于子女上大学的学费或生活费,甚至是给子女进城买房的补贴,那就比较麻烦。

  再看对用工方的影响。

  看总量,1300多万超龄农民工仅占全国农民工人数的5%不到,影响似乎有限。

  但若看增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据前述资料一,2017年全国超龄农民工人数增加了222万,占该年全国农民工增量481万的46.2%。新冠疫情大规模暴发前的2019年,全国高龄农民工人数增加了694万,用该数据乘以资料一中的超龄/高龄农民工占比31.2%,估算出该年超龄农民工增量为217万,占该年全国农民工增量241万的90.0%。

  除了单个年份的数据外,我还比较了连续5年的汇总数据。如前所述,2016~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人数只增加了389万,低于同期超龄农民工的增量674万。这意味着近年来全国非超龄农民工的数量是下降的,新增的都是超龄农民工。为了排除疫情对2020年农民工总人数的影响,我改用历史最高值——2021年的数字。这么算,全国农民工总人数增量从389万增加到1080万。但即使如此,674万超龄农民工增量的占比仍达到62.4%。

  众所周知,超龄农民工的工作能力弱于非超龄农民工。超龄农民工能在全国农民工增量中占如此高的比例,说明非超龄农民工资源已所剩无几。新冠疫情会使一部分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如不考虑这个因素,则清退超龄农民工造成的用工缺口,很难由非超龄农民工填补上。

  2004年全国性民工荒出现时,中年失业是我对农民工就业的描述。现在,中年失业与“35岁焦虑”的群体换成了白领。但本科毕业生的收入仍远高于农民工。正因为如此,多年来,农民工一直勒紧裤带供子女上大学,而大学毕业生生活再困难也不会接超龄农民工的班。

  清退超龄农民工,会不会导致建筑业用工荒?有学者认为不必担心,理由是:第一,在工资水平提高、权益保障到位的基础上,建筑业会吸引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第二,随着建筑施工领域信息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对重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将逐步减少。在我看来,若有人可用,包工头自己就会想方设法把工作能力差的超龄农民工请走;现在需要政府出面清退,恰恰说明工地上还用得着他们,说明清退有可能导致用工荒。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延迟退休的理由之一,是职工虽达到原退休年龄,但体力精力仍能胜任工作。而清退超龄农民工的理由,是他们工作能力下降、事故概率增加。现有超龄农民工中,大多数没有达到延退年龄标准65周岁,请问:他们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呢?

图文无关

  来源:和讯

大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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