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是：在澳门回归之前，还发生过一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

这件事发生在澳门回归前，当时新华社澳门分社的负责人，接到了一份来自当地富商的建言。这位富商非常直接地请求新华社，把他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其原话是：

“你没有驻军，有什么事情怎么办，无论多无论少，一定得有驻军……”

这位富商，姓马，名万祺。

他之所以会强烈地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早前他听闻：中国和葡萄牙，在澳门回归后的驻军问题上有分歧。葡方坚决反对中国在澳门驻军，并给出了一些所谓的理由。

马万祺到底是什么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为何会如此着急？

他的意见惊动中央后，中央如何回复？

在驻军澳门的问题上，中葡双方有着怎样的“较量”？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段往事!

一：马万祺是何人？

马万祺，1919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因为家境不错，他从小就受到了极好的教育。然而，15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他不得不放弃升学。

为了生计，马万祺进入一家米行当学徒，从记账做起。因为继承了父亲的宽厚谦和、慷慨仗义，他很快在珠三角站稳了脚跟。此后，年仅18岁的他，开始聘请工人，在珠江边上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糖厂。

然而，让这个年轻的广东小伙没想到的是，正当他的生意稳步发展时，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对广州狂轰滥炸，仅仅是几个月工夫，广州这座花园城市就被炸得千苍百孔。

眼睁睁地看着糖厂倒闭，马万祺只能变卖家产，跟亲人们逃到了香港。背井离乡的他为了生存下去，又在香港开办了洋行，经营粮油进出品生意。然而，1941年12月，香港也被日本人攻陷了，他又不得不逃到澳门，并在当地扎下根来。

从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到澳门，马万祺只是想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但每到一处，他看到的都是日本人、英国人、葡萄牙人，在咱们的领土上欺压中国人。

一次次的经商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真的是依存关系。于是，自年轻时他便发誓：无论如何，绝不当亡国奴。

为了实现这一誓言，马万祺的钱基本上都花在了以下两件事上：

其一，花重金支援抗日。

为此，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将一船又一船棉纱、布匹和医药用品，运往祖国大陆。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他多年经商换来的。

其二，下血本保护同胞。

他设摊煲粥，免费救济同胞。遇到大米涨价，他先把米买来后，平价卖给市民。就连结婚的事，他都跟妻子罗柏心商量：“咱们把准备好的5万大洋宴席钱，全部捐出去，作为战时抚育孤儿的经费吧！”妻子欣然同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马万祺才30岁。当五星红旗飘荡在祖国上空时，他激动无比。

而后，不管是叶剑英率部解放广西和海南岛，还是抗美援朝期间，他都出钱、出力，绝不含糊。因为这些事，了解他的人都说他是：澳门的霍英东。

眼见祖国越来越好，自己在澳门的产业也颇具规模，马万祺便日日盼望着澳门能回归祖国。

让他欣喜的是，1979年中国和葡萄牙两国建交时，葡方在强大的压力下，终于承认：澳门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同时，葡方也提出：归还时间和细节还要在适当的时机，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来解决。

虽然此时具体回归时间还未确定，但对马万祺来说，至少有了一个期盼。时间又过去了7年，到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终于在北京就澳门问题举行首轮会谈。此后，一切都在按日程进行着。

只是，让马万祺没想到的是，眼看自己的心愿即将达成之际，却爆出了“葡萄牙不允许中国在澳门驻军”的消息。

多年的漂泊生涯，马万祺对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武装力量会是怎么结果，非常地清楚。更何况，在澳门那么多年，他也非常清楚当地的帮派纷争、以及社会治安问题有多严重。因此，他才会焦急地找到新华社，相当于是代表商界提出自己的建议。

那么，中央对又是如何回复他的呢？

不久，新华社澳门分社的负责人，就找到了马万祺，并转达中央的慎重回复：“一定在澳门驻军，请放心！”

这下，马万祺心里才踏实了。可以说，这也是中央对所有澳门人民的回复。然而，这件事要实现却仍有阻碍！为何？

二：为了香港驻军问题，邓小平就曾发过一次火

事实上，就算马万祺当初不提，中国在澳门驻军也是必然的。因为关于驻军的事，邓小平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就已经为澳门回归打好了“样板”。

当初，中英也因驻军香港的事有过激烈的讨论。在这件事上，邓小平还曾在1984年5月份，因时任中国国防部部长耿飚的一句话，发过火、拍过桌子。

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得从1982年9月份，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开始说起。自此次邓小平第一次与撒切尔夫人会见开始，就标志着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了“正面较量”。

在两人的会面中，谈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脸色凝重，当她出门离开时，甚至因身体失去平衡摔了一跤。这件事曾引起世界不少媒体的关注，有记者分析道：“尽管撒切尔夫人受丘吉尔影响极深，但在邓小平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此后的中英代表团谈判，邓小平始终全程关注，并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在香港驻军。然而，在此期间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事。

事情发生在1984年5月份，当时耿飚作为国防部部长，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而一些“别有用心”的香港记者们，却总是时不时地对一些问题穷追不舍地提问。

耿飚将军虽然是久经烽火考验的老革命了，但面对这些“狂轰滥炸”，也难免有应付不过来的时候。一次，一群记者又把他团团围住，那些人不断地追问：

“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中央对香港回归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规划？”

……

一连串类似这样的的提问，让耿飚部长根本答不过来。于是，在这种既疲劳，又被围得无法独立思考的情况下，耿飚便含糊地答了一句：“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并非是正式的回复。然而，说者无心，少数别有用心的英国媒体却凭此大作文章。

一时间，很多报纸都用头版位置发表了报道，称：“中国一位领导说香港不必驻军”、“中国在驻军一事上有所犹豫”、“中国在驻军问题上，已经做出了让步”，等等。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邓小平耳朵里。对驻军的事十分坚持的他发火了，他甚至为此事拍了桌子。

随后，为了对耿飚的“无心之言”做出“补救”，邓公迅速做出反应，他马上安排跟港澳代表见面。这注定是一次言辞犀利的会面。

会面开始后，邓公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港澳代表们也马上站起来，热烈鼓掌。按照惯例，记者们在拍完照后，就应该清场离开。但这时，邓小平却突然叫住记者们，说：

“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

于是，记者们都停下了脚步。邓小平接着开始说话，他表示希望记者们给他辟个谣，称：

“所谓的‘将来不在香港驻军’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的领土！”

邓小平说这话时，故意把语调提高了。如此犀利的言辞，让所有人意识到中央驻军香港的决心。很快，他的话就通过广播和报纸，传遍了祖国大地。第二天，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头版新闻：邓小平宣布在香港驻军。

与此同时，英国谈判团的首席代表伊文思，也马上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伊文思称：

“邓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希望中国政府能慎重考虑，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周南团长代表中方，直截了当地表示：

“你不要再讲了，我们已经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邓公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

就这样，早前一直对驻军之事指手画脚的英方，马上意识到了中国在此事上的强硬态度。很快，谈判被推进到下一问题，驻军问题也就顺利谈妥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时失言的耿飚对此事非常自责。他反复回忆当日的情形，并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总结，写下了检查。他表示：

“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一定从头学起。”

耿飚将军在革命年代，曾在抗日战场、解放战场立下过赫赫战功。对于他真诚的检讨，同志们也都能理解。邓小平对此也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不必再提！” 自这件事后，耿飚在处理各方问题时，也更加谨慎，再无出错！

到了1992年10月，刘华清上将把解放军接防香港的方案，递交给邓小平看时。邓小平又一次对驻军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批示，其批示只有两个字：软了！

对于这两个字，邓小平也做出了明确的解释，他指出两点：

其一，军队的香港接受方案只有和平接受方案，没有武力接收方案，不行！

第二，1997年7月1日，香港必须收回。不管英方用什么借口拖延，如果出现拖延回归，解放军就开进香港！

可以说，正是因为邓小平在驻军问题上的坚持，才保证了1997年7月1日香港的顺利回归。遗憾的是，1997年2月19日病逝的邓公，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

三：葡萄牙同样不愿意中国驻军

香港问题解决后，澳门的回归显然就轻松了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葡双方就没有分歧点。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中方代表团每谈一轮，就领着葡萄牙人到中国的每一个地方转一转。以这种一边参观中国，一边谈判的方式来沟通。

中澳的分歧点，首先在于回归日期的问题上。

当时，葡方称要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交还澳门。对此，中方代表周南代表祖国表示：

“按照你们的习惯，每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了，随后就是新年了。我看，可以不可以提前一下，让澳门同胞过一个安安稳稳的假期！”

在这个时间问题上，葡方倒是没有太坚持，毕竟他们也知道，归还是迟早的事。于是，过了几天后，他们的外交官答复说：“我们同意让一让，让到12月20日！”就这样，因为我方的坚持，澳门回归整整提前了11天。

然而，虽然整体气氛较好，但澳门在驻军问题上却很坚持。他们提出了一些理由，比如：

早前的中葡联合声明里，没有载明驻军的事。而葡萄牙在澳门的驻军早在70年代就已经撤离了，按他们的逻辑既然葡方没有驻军，那中方也不应该有驻军。在这一点上，他们认为澳门问题和香港问题不一样。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虽然70年代澳门不再有葡萄牙正规军存在，却仍有大量军职人员在政府部队、社会组织、保安部队任职。也就是说，当初的正规军其实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着。

而且，正是因为澳门多年来一直有葡萄牙驻军，中葡在1952年还曾有过一次武力冲突。

50年代，葡萄牙和我国尚未建交，从大陆去澳门需要通过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著名的“关闸”！在关闸两边，中方和葡萄牙都派了士兵把守。正常情况下，关闸定期开放，以方便双方贸易往来。

但在1952年7月25日，澳门的一名葡兵却将双方哨位前的“木马”向前推移，我方哨兵打手势让其后移。最后，葡兵不但不听警告，还刺伤了我方哨兵。结果，双方因此发生冲突，并展开了枪战。

最后，这场冲突一直持续至1952年7月30日，最后的伤亡情况是：葡方死亡5人、伤14人；我方牺牲2人、伤30人。

这件事惊动了华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他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在会上，很多同志非常激动，甚至纷纷请战，提出：干脆调一个师的兵力！

但最后，叶剑英在与毛主席等人商量后，还是做出了指示：

“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而且，澳门的居民不就是我们的同胞么！”

我方之所以这么克制，确实是考虑到了澳门岛上的同胞们。一直以来，澳门的粮食、蔬菜等，多数都是从大陆购买。但自冲突发生以来，关闸被关闭，澳门居民的食物得不到供应，一时间物价猛涨，百姓生活得不到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心疼澳门同胞，毛主席和叶剑英等人才做出了和平处理问题的决策。毕竟，葡萄牙军方惹出来的问题，没必要让咱们的澳门同胞承受后果。葡萄牙军方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咱们不能不管！

随后，经过十几轮的和平谈判，葡萄牙当局不得不向中方递交了道歉书，并向中国赔偿了4.4亿旧币。这件事能得以和平解决，当时就生活在澳门的马万祺等爱国人士，在谈判中付出了不少努力。他们积极奔走，将中方的意见带给葡萄牙当局。

也恰恰是通过这次冲突，让马万祺等爱国人士明白了一个道理：澳门人民的安全要得到保障，只有把驻军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人手里。想要让旁人去心疼咱们的同胞，是不太现实的。

因此，在1999年澳门回归的驻军问题上，中方如昔日邓小平在香港问题时一样，坚决不妥协。最后，葡萄牙当局只能同意。

199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在珠海正式开始组建。这是400年来，驻军澳门的第一支中国军队。

1999年12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威风凛凛地站在澳门的土地上时，当地10万多居民自发地夹道欢迎。

2014年5月26日，马万祺先生病逝，享年95岁。晚年的他在接受采访时，经常提到自己当初建议澳门驻军的事，他对此非常骄傲。

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已驻军20多年，官兵们被当地市民称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