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9月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今一年多来,绿色金融议题持续受到关注。其实降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在我国已经发展迅速,但很多问题还在讨论中,例如增长和碳排放怎么平衡?“绿”和“非绿”应如何定义?目前相关信息的披露情况如何?
在4月15日-17日召开的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主持题为“双碳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发展”的圆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谈从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共同参与讨论。
(圆桌照片,主办方供图)
什么是“绿”?什么是“非绿”?
目前定义不同,标准和统计要进一步细化
鞠建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绿色”?“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在支持绿色,比如说煤炭行业,高污染、高碳排放的行业,开始用清洁的煤去制造了,这是绿还是不绿呢?”他说道。
邹骥表示,过去我们讲的狭义的“绿色”,关注身边的环境质量,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等自然资产,只要空气好就行了。对于清洁煤是否“清洁”,要看什么含义,比如用清洁煤和天然气(发同样多的电),二者排放的常规污染物达到相同水平,从这个角度看,煤似乎是绿色的。但把自然资产的幅度扩到全球体系时,煤就不是“绿色”了,当前整个化石能源在温室气体这个问题上都不是“绿色”的。
王信也表示,很多标准和统计需要进一步细化。“在学术上,国际确实有很多争论。我们从2016年开始建立绿色金融体系,(那时)所说的绿色金融比较宽泛,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我们认为是绿色的。但是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需要更多地细分,哪些确实(是)针对碳减排的。”王信举例称,比如在2021年的绿色债券指导目录(中)把清洁煤剔除了,因为不利于减碳。
他进一步称,我们要越来越精细化,减碳、生物多样性和环保最好也能区分开来。据他分享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是16万亿元,这是相对宽泛的概念;如果细分到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碳减排效应的(贷款),大概占67%,占比小于70%。“总之,我们一定要把它细分,在统计上和标准上,这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制定相关的政策。”王信称。
何平提到,经济学上有一个指标度量有多“绿”,就是边际产出GDP排放量有多高,或者单位排放所对应的GDP有多高。他认为,投资多少绿色技术、其他措施,相对而言都没有意义,最主要的指标是看单位排放GDP有多高,或者单位GDP有多少排放。平均水平以下“不绿”,平均水平以上就很“绿”。
目前相关信息的披露情况如何?
也还没有太多标准,同时要考虑到披露的成本问题
判断一个企业“绿”“非绿”或者有多“绿”,前提是企业有足够多的信息披露。鞠建东提出问题:我国国内上市公司当前披露情况如何?做强制信息披露会走多快走多远?
谈从炎表示,信息披露需要一个生态,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且什么样的信息披露是现有条件下有效的披露?对很多企业来说,披露也是有成本的,可能需要一些技术或一些标准。
“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标准,怎么来披露?我们可以看到对企业财务的披露已经有标准了,有标准的会计报表,还有各种中介机构,是能以一个比较低的、相对来说可控的标准去披露。”谈从炎称。
我国从十多年前开始有碳信息披露的指引,三年前开始制定哪些需要强制披露、哪些半强制披露。谈从炎表示,最开始环保部门要求高排放的、双高的披露,未来的方向可能覆盖面越来越多,也需要进一步把握节奏。像去年就进一步细化要求企业在年报中、半年报中怎么披露,要求有专门的章节披露,还有社会的责任信息等,可以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除了信息披露还需要什么?
要建立完整统一的碳排放市场,让碳排放有统一的市场化定价
何平进一步提出,只披露信息但没有合适的市场定价也没有意义。“比如减排5吨可以给企业带来多少绩效?如果不建立完整统一的碳排放市场,让碳排放有统一的市场化定价,今天投多少、未来值多少是不清晰的,所以必须披露碳排放的绩效,碳排放产生的绩效是需要被定价的,这样的投资产生的收益才是可视的、透明的,而且是完全产生正确或者清晰的企业激励的。”何平称。
邹骥也表示,信息披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评价企业现在怎么样,二是让投资者对企业的预期进行设定。比如一家企业正在用氢替代煤,当下不好,三年之内就好了,这种信息很重要。
对于价格的信息,他认为是来自市场。“价格不归披露信息里讲,但是有一个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潜在问题,即它的成本信息。减排成本是多少,我认为不必披露,这是企业的商业机密,你让它披露(那)永远是假述的第三本账,能上这个项目就证明减排成本低于碳价,所以该披露的是我做了什么、现在是什么,让投资者自己去跟碳价比。”邹骥称。
绿色产品的投资回报都较高?
并非一定都是正收益率,看预期收益率
鞠建东还提出投资回报的问题,有统计显示,目前投绿色产品的回报都比较高,但同时也有“去年最挣钱的是山西的煤”的说法,这二者之间应怎么理解?
张晓燕表示,大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碳排放的风险、气候风险和社会责任风险已经是社会层面的系统性风险了,在整个投资理念中,你承担风险就应该得到回报。所以山西煤的问题,如果你的资产是应对系统性风险,不管是气候风险、合规风险、ESG投资风险,只要有一个正向的回报、正向的敞口,在均衡的情况下就应该收到正的收益率。但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正收益率,看的是预期收益率。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维妙 王雨晨 编辑 陈莉 校对 卢茜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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