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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国:失业率被高估,数字平台经济减缓了疫情对就业的影响

杨伟国:失业率被高估,数字平台经济减缓了疫情对就业的影响
2020-04-30

  原标题:杨伟国:失业率被高估,数字平台经济减缓了疫情对就业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杨伟国

出品 | 搜狐智库

编辑 | 郑青春

1-3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29万人,同比减少95万人。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9%,环比小幅回落。一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66%。

对此,有分析认为从我国情况来看,一季度失业率相比去年年底仅小幅增加,和其他指标反映的经济状况明显背离,该分析认为真实的失业率可能在20.5%。那么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失业率,失业率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我国的就业形势如何?搜狐智库连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教授。

对此,杨伟国表示,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9%,这个数据应该还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所谓20.5%的失业率估算,应该是加上了返乡农民工的数据。这个数据的测算没有充分理解就业失业的概念以及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设计。

杨伟国表示,要理解和判断这个数据的准确性,需要了解两个关键概念问题:

一是调查失业率的界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信息,调查失业率是指通过劳动力调查或相关抽样调查推算得到的失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的百分比。其中,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在调查参考期内(通常指调查时点前一周),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了至少1小时的人,也包括休假、临时停工等在职但未工作的人口。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没有工作但近3个月在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有合适的工作能够在2周内开始工作的人。

就调查失业率的概念来说,第一,符合就业人口的门槛相对较低,只需要参考期内1小时的工作。

第二,有工作单位但是因为疫情原因而没有去上班,这种情形不是失业。例如,3月份的劳动力调查显示,约18.3%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这种情况是被统计在就业的数据中的。

第三,虽然没有工作单位,也没在工作,但是也没在寻找工作,这个属于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也不算失业;或者,如果在寻找工作并且找到了工作,工作单位要求2周内到岗上班,但是劳动者不能去到岗上班,也不算失业,属于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对疫情期间失业率的高估主要是源于对失业率计算方法理解不准确。特别是强调的是,今年的肺炎疫情不仅影响了劳动力需求(停产),也影响了劳动力供给,因担心感染肺炎而暂时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经济活动萎缩而失业率没有同步变化的关键原因。

二是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设计。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调查范围是城镇常住人口,既包括城镇本地人口,也包括外来的常住人口,如从农村转移至城镇的人口,它不要求失业登记,也不限定地域、户籍、年龄、工作经历等限制。全国每月调查约12万户,涵盖家庭户和集体户,样本覆盖我国所有市(地、州、盟)和约1800个县(市、区、旗)。

就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设计来说,第一,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依旧存在的基本现实,设计基于城镇范围的调查失业率是合乎国情的,也是合乎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判断的基本需要的。

第二,在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设计中,已经将常住在城镇的所有人口都列入了调查对象,从而农民工只要居住在城镇就已经被调查设计涵盖了。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跟2008金融危机情形还不一样,金融危机期间是因为经济活动萎缩导致城镇根本没有工作岗位,农民工只好回到农村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把城镇调查失业率里的“城镇”二字去掉,失业率应该是很高的。”

杨伟国指出,今年的情况不大一样,当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都不存在的时候,很难去定义失业问题。疫情期间,大量农民工离开城镇返乡,在调查期间肯定不会被抽为有效的调查样本;而且鉴于疫情的巨大风险,他们有可能不想找工作,也有可能想找工作但没有去找,也有可能找到了工作也暂时不想或难以到岗上班。

“这些情形都不属于失业,而属于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大部分农民工在这个时期内属于非劳动力状态,也不能被列入失业人口之中,尽管这种情形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大量农民工歇工在家让我们误认为存在这么多失业人口但却没有体现在调查失业率数据上。”杨伟国说。

对于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杨伟国认为,我国就业形势压力比较严峻,虽然当前中国的疫情有所缓解,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但国外又开始大流行,周边外部环境仍然有很大的抗疫压力,对我国整个经济活动的抑制作用比较大,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运行。

对于失业率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杨伟国表示,中国在过去的10多年里,数字平台经济发展迅速,在某种程度上适当地减缓了今年疫情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就业的影响。可以预见,由于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一个人可能同时兼做几份不同的工作,现在的失业和就业定义在测量劳动力市场形势的时候可能会显得有点粗略,需要在未来劳动力市场统计的指标体系设计中得到改进。

“根据调查失业率的定义,在过去一周内,让一个人工作一个小时有收入,可能在数字平台经济条件下更容易实现,这样就会使得每个人几乎都有可能最后满足就业的标准,这样调查失业率就会下降。” 杨伟国表示,在互联网平台经济比较普及的情况下,有可能人们都在工作,但工作时长可能不会很长,甚至收入也可能会不是很多,但最终表现出来的结果是失业率没那么高,经济活动影响失业的机制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源也可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失业问题而是就业不充分问题。

杨伟国表示,现在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政策层面上如果还是按照工业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有可能会让我们错过经济结构转变的机遇。他指出,随着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就业模式也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和调整,全职雇佣方式在受到冲击。

“对劳动者而言,全职雇佣肯定是最有保障的,但是全职雇佣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劳动者个人都是要求比较高的。但是很显然,非全职雇佣或灵活用工的方式,又会给劳动者个人带来很大的风险。”

“企业越来越追求更加灵活的一个雇佣方式,个人也更可能希望既充分自由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如何能够在企业灵活用工决策和劳动者权益保护之间达到一个最佳平衡状态,这可能是现在政策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换的阶段,需要政府、企业、劳动者以及学术界共同研究,以有效回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模式变化。”杨伟国表示。

提及就业困难的群体,杨伟国认为,此次疫情对就业能力弱的群体影响将会比较大,总体上看对农民工的冲击很大。

“一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短期内很多人没办法去上班。二是由于现在的经济结构调整,数字技术设备的引入对于低技能要求的、操作类的工作岗位替代还是蛮大的。”杨伟国说。

另外,杨伟国表示,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种新增就业,对于劳动力市场短期的变化反应会比较大,因此疫情对毕业生就业影响较大。但中国目前经济结构正在往高科技、资本密集型的模式转型,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有利的。

对大学生就业群体的就业建议,杨伟国表示,大学生首先要锻炼自己的能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尽可能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要相匹配。鉴于今年的疫情影响,教育部、人社部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特别是提供了许多基层岗位。

“毕业生去基层岗位上经历一些锻炼,对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杨伟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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